博鳌论坛期间,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的“养老金确有缺口,建议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加大国有资产划拨社保的力度等方式弥补”之说,引发质疑声无数,其中反对的声音占绝大多数。
其实,“延迟退休”一说并不新鲜。2011年起,山东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吕志勇就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延迟退休年龄对社保养老基金收支规模及就业的影响》的课题,围绕“延迟退休”相关问题开展了相应研究。4月10日,针对这一屡被提及并广受关注的话题,吕志勇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弥补养老金缺口应排在第三位
“在我看来,‘延迟退休’的提出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在诸多因素中弥补养老金缺口应排在第三位。”吕志勇说,“就算没有养老金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延迟退休’话题也会被提及。”
他表示,“延迟退休”作为一个话题被提出来,最大的初衷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据相关统计,2012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94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3%,预计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据称,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我国只用27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并且将长时期保持很高的递增速度。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的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人的平均寿命在延长,这对‘延迟退休’提供了实现的基础。”吕志勇说。
“‘延迟退休’提出的另一个出发点是基于提高劳动力资本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要求。”他表示,“与之前相比,现在人们的受教育年限在延长,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是从16岁开始工作,五六十个人中才能出一个大学生。而现在大学教育在普及,本科生参加工作时已22岁左右,部分接受完硕士、博士教育后已近30岁,现行退休年龄对一些高知人群以及部分对从业人员阅历、技术能力有较高要求的行业而言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延迟退休’的第三个考虑因素确实是为了解决养老金收支缺口问题。”增收节支是一道最简单的算数题,而利用这一原理解决问题也并非我国首创。“刚刚去世的撒切尔夫人当政时就在英国推行了‘延迟退休’举措,给了国家财政以喘息之机。”
应考虑建立有差别的弹性退休制度
养老金出现缺口是多种因素造成的,1997年我国开始实施全国统一的养老制度改革时,新旧制度转型之初就形成了大约2万亿—3万亿的隐性债务;连续9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每年财政要多支出700—1000亿元,其中面对的对象有很多并未进行过个人缴费;我国实行的是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机制,但是两者并没有完全分开管理,在统筹账户养老基金支付不足时动用了个人账户中的养老金,导致现有缴费人员个人账户“空转”问题严重。加之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完善养老机制是迫切的要求。
“国家可以加大财政支付力度,这也是政府的责任所在,但这也毕竟是外力,根本的解决还是要靠一个能够健康运行的养老机制本身来完成。”吕志勇表示。
吕志勇提出,应考虑建立有差别的弹性退休制度。有差别是指行业、工作岗位甚至是地区的差别,不能在制度设计上一刀切,比如某些高劳动强度、高危行业及岗位与脑力劳动为主、体力要求较低的行业、岗位应差别考虑;弹性是指可考虑劳动者自身意愿,因不同人健康状况、家庭经济条件、对工作的热情等不尽相同,晚退休与否应有选择的余地。
相应的,在养老金计发问题上,应该有对应的激励及约束机制,如果缺失了这一部分,制度设计就是失败的。
有人担心,“延迟退休”一旦实施,对就业市场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会加剧“就业难”。吕志勇说:“‘延迟退休’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在国内外都并无定论,其负面影响不是必然的。从静止的观点看,一个单位里一个人员退了休才能有新的就业人员进入,但是在现实中情况是复杂的,一个人从某个岗位上退休并不意味着他退出了就业市场,就业形势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状况。”
吕志勇表示,“延迟退休”目前只是作为一个建议被提出来,并没有切实的实施时间表,所涉及到的问题都需慎重考虑,也是一个需系统研究的课题。
【出处: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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