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时：香港如何管理养老金

未来的趋势，无论是雇主缴纳，还是雇员缴纳，雇员将拥有全部强积金的计划选择权

财新记者 石睿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最朴实的愿望。然而，目前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诸多问题。例如，基本养老制度难以覆盖全体人口，有两亿多人游离其外；即便已参保，退休群体的养老金水平也很低，其中，城乡居民养老金平均每月领取水平仅为82元。

公务员、企业员工、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水平差距，导致公众对现行养老保障体系的公平性持续质疑。养老制度改革十分紧迫，但酝酿多时的养老制度顶层设计方案仍未公开，其改革难度可见一斑。

在养老保障制度方面，香港也曾面临类似挑战。2000年以前，香港只有约1/3的工作人口享有若干程度的退休保障，超过65%的工作人口年老后没有任何退休保障；而公务员则享有优厚的退休待遇，但给香港财政造成较大的负担。

为了改变上述状况，2000年，香港正式推行强制性公积金制度（下称强积金），由雇主、雇员共同供款，私人机构运营，政府监管，涵盖所有在港居住、年满18岁至未满65岁的工作人口。同时，2000年6月1日或以后入职的公务员，也需并轨参与强积金养老制度。

那么，香港养老制度改革十多年后现状如何？怎么看待养老金市场投资的风险问题？政府监管措施是否到位？对于大陆养老制度改革有什么可供借鉴的经验？近日，财新记者专访了香港退休计划协会研讨会召集人暨行政委员会成员刘嘉时女士。

雇员拥有强积金选择权

财新记者：强积金制度已经实施了14年，目前规模有多大？增长情况如何？

刘嘉时：强积金制度从2000年开始实施，香港已经有73%的工作人口参加了强积金计划。目前强积金已经有近6000亿港币的规模，主要包括了缴费和基金的市场收益。虽然缴费水平不是太高，雇主和雇员每月均按5%的工资比例供款，强制性供款上限为每月3000港元，但是规模一直持续增长，除了2008年金融风暴、2011年有所降低，其他年份都是稳定增长。最近两年的规模增长速度很快，主要原因是投资市场态势很好，基金收益较多。

财新记者：我们了解到，强积金并非只有一种投资模式，还分成不同的“强积金计划”，计划下面还包含不同基金组合，请问投资模式的选择权在政府、雇主还是雇员手中呢？

刘嘉时：投资模式的选择权发生了一些改变。2012年之前，是由雇主来选择“强积金计划”，由雇员来选择计划下面的不同基金，比如BCT（银联集团）的强积金计划，下面有23个基金选择，如果雇主选择了去BCT，那雇员可以在计划包含的23个基金中选择。

但是有些雇主并没有用心选择真正对雇员有利的计划，或者选择跟企业有关的保险公司的计划。因此，2012年之后，强积金中雇员缴费的部分，可以由雇员自主选择加入哪个计划，被称为“半自由型”，如果雇员决定转换计划，直接按照当时市价卖掉之前的基金，然后再加入新的计划，购买新基金。

之所以目前只能是“半自由型”，是由于香港企业在解聘雇员之后，需要付出长期服务金和遣散费，企业希望用企业缴纳的强积金金额对冲。但是未来的趋势，无论雇主缴纳，还是雇员缴纳，雇员将拥有全部强积金的计划选择权。

财新记者：“强积金计划”是由私营机构制定的，那么机构的盈利包括管理费吗？比例高吗？

刘嘉时：包括。市场上0.7%—2.5%的管理费率都有，其中保证基金的管理费比较贵，收益好的年份会拿多一些资金作为储备金，市场不好的时候会提出储备金。在香港，除了基金管理费，还有行政费用、直接费用等其他费用，目前，香港的总管理费占管理资产的比例是1.69%。

你们觉得管理费比例高，但是，主要是由于我们的规模比较小。举例来看，澳大利亚的总管理费是1.21%，也不算太便宜，可是你看它的规模，达到近8万亿港元，而香港当年只有不到4000亿港元港元，仅是澳洲规模的二十分之一。当规模不断扩大，香港的整体管理费率也会减少。但是不同的基金也会有不同的收费标准，比如一些被动基金管理费就比较低，而一些保证基金或者股票基金的管理费就会比较高。超过六成参与“强积金计划”的香港人选择股票基金，如果像大陆的养老金投资一样，大部分选择债券、定期，那么管理费可能减为1%，但是基金选择权不在我们，而在雇员手中。

政府应更重视强积金风险控制

财新记者：现在，香港强积金投资的资产配置是怎么样的？

刘嘉时：我们的资产配置很简单：大部分是股票、大部分在香港，集中风险高，但这是自主选择的。比如年龄比较大还选择了大量股票，风险过大；而年轻人如果选择保守基金，可能收益都跑不赢通胀，因此错配很高。所以自选计划也不一定好，因为选择者并非专家，有时并不懂投资，或者并不关心这个事情。然而，你退休后的资金取决于你怎么选择。

财新记者：强积金完全市场化投资，怎么看待养老金投资的风险问题呢？

刘嘉时：我们在考虑的时候，一定看风险和回报。我觉得风险监控可以做得更好，应该多一些另类投资，比如私募基金、基础建设设施等，但是目前政府并不允许，只能采用非常传统的投资，比如蓝筹股票或者高评级的债券，不允许投资黄金、PE、对冲基金。

我们认为，政府不应该只关注股票、债券，还应该重视市场的波动，如果允许投资另类基金，比如通胀发生会影响股票，但是可以购买地产，因此对冲了风险，那么波动就会收窄。政府希望保护香港市民的养老金，认为投资应当保守，但是风险监控做得还没有那么好。

财新记者：除了刚刚提到的对强积金投资类别的要求，香港政府还有什么其他的监管吗？

刘嘉时：比如给受托人（制定“强积金计划”的私营机构）发牌照；而且每年受托人都要提供很多报告给监管机构；出什么基金要跟证监会、强积金管理局配合。如果要增加基金，要向监管部门解释为什么增加，管理费用是多少，同类基金为什么这个计划比其他计划里的费用高，为什么对成员有利益等。

当然，还要求有一个委员会去咨询企业发起人，当基金表现不好时是否需要替换基金经理；还会监督受托人是否很快响应成员转换基金的要求；甚至要求受托人在雇主没有为某一员工缴纳强积金或者新员工未登记时，督促雇主缴费；还有很多善后工作都有监督。我们感觉法规越来越多，有很多报告要做，监控会越来越严。

延迟退休是全球趋势

财新记者：香港的强积金与大陆的企业年金模式有些近似，对于这类信托模式的养老保险，香港的管理方式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呢？

刘嘉时：是的，企业年金也是大雇主缴费给受托人，专业受托人责任理应最大，但是大陆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权力有限，这样是走不通的。在香港，受托人是诚信责任，基金经理、行政管理人、保管人做得不好，都是受托人的责任。实际上，一定要有机构承担主要责任，太多机构承担责任就会导致互相推诿，就没有人真正承担责任了。未来的改革，大陆企业年金的受托人需要进一步提高权力，对基金经理、行政管理人、保管人起到监督的作用。

财新记者：大陆对于公务员养老保险有很多讨论，我们关注到香港的公务员养老制度在十年之前就已经成功并轨，你觉得香港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吗？

刘嘉时：第一，大陆公务员可以考虑推后退休年龄；第二，目前公务员养老金太高，这笔钱来自政府税收，因此应该下调，加入DC模式（即Defined Contribution，称为“缴费确定型”养老金计划）；第三，应该更重视养老金的投资，采取多样化、全球性投资；第四，要强调风险管理。

财新记者：你提到延迟退休，意思是只有公务员推迟退休年龄，还是全部雇员？

刘嘉时：全部人。香港没有一个法定的退休年龄，强积金计划要求65岁退休，美国现在逐渐延迟到66、67岁退休，我不知道是否还会继续延迟。让很有经验的人才很早退休，对社会也是损失，所以要平衡。

财新记者：在香港，大家支持延迟退休吗？

刘嘉时：一部分支持，一部分人反对。一些有经验的人愿意继续做下去，但是年轻人可能担心高等级的职业因此变少了。我认为，可以请年纪大的人让出职位，建议他们做兼职或者顾问，留住人才，并且给他们一个机会培养后辈。

养老金投资每一个环节都要监控

财新记者：你有没有关注大陆正在进行“以房养老”的试点？

刘嘉时：香港也有的，但是不是很多人参与，因为老人家希望留下房产给自己的子女，思想还是比较传统。“以房养老”主要是为了帮助一部分有房产没有收入的老人家，可能他们的孩子是所谓“不孝子孙”，这样可以保障他们退休后的生活。

财新记者：香港的强积金已经全部是市场化投资了，大陆也在进行养老金投资市场化的探索，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呢？

刘嘉时：大陆很多时候用养老金的钱买国债。从长远看，国家在发展中，有很多修桥、修路等基础性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这非常好，因为养老也是长期的，长期配长期，非常匹配，而且回报会高，比定期存款、甚至股票收益都会高很多，同时还帮助了国家发展，而且相对安全性也有保障。我觉得投资市场化好一些，不要控制太多，但是一定要重视风险监控。

财新记者：你提到了风险监控，那么在监督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刘嘉时：监管部门需要更多的专业监控人才，在香港，强积金管理局、证监会去每一个涉及强积金投资的公司，进行实地监管，考察企业的系统、风险管理，每一个环节都有监控。

在大陆，人社部、证监会、银监会都可以对养老金投资有相应的监管，但是监管也要协调、统筹，重叠的监管也是一种资源浪费。■（财新实习记者刘佳英对本文亦有贡献）

【出处：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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