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为何公车改革难见进展

公车改革难见进展 专家：需打破既得利益藩篱

记者：有人统计过，公车改革最早是1994年提出的，为何至今20年难见进展?公车改革难在哪里?

宋晓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1994年曾出台过一个规范公车使用的规定。但严格说，我认为公车改革是1998年启动的。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批示，由原国务院体改办牵头，原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国办、中办等组成公车改革领导小组，对国内一些探索公车改革的省市进行调研，通过驻外使馆了解世界各国公车使用的规定，初步形成了中央国家机关公车改革方案。按国务院领导指示，公车改革方案初稿进一步征求了56个部门的意见，正准备上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却被突然终止了。

其后一些地方自行进行了公车改革的探索，但长期处于各地各自为战的状态，难以深入推进。如果说公车改革难，就是难在这项改革是政府“革自己的命”，要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

记者：此次出台的公车改革政策是如何制定的?政策出台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宋晓梧：我认为，此次公车改革政策是1998年公车改革方案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据我所知，公车改革的研究工作10多年来没有中断，国家发改委负责改革工作的同志一直关注各地公车改革的进程，也多次提议在中央国家机关率先实施公车改革。

记者：您认为中央国家机关公车改革方案力度是否够大?

宋晓梧：我认为此次中央国家机关公车改革方案提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等，改革的力度是比较大的，与当前包括出租车在内的公共交通发展情况相适应。公车主要是公务员使用，公车改革是政府自身的改革，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壮士断腕”的举措。

不少人问，为什么这次公车改革方案没有涉及省部级干部的用车?据我了解，是因为下一步将对省部级领导和这一级别离退休人员的办公用房、住房、用车等统一做出规定。

公车改革的难点在地方

作为党政机关的“顽疾”，公车问题长期为社会所诟病。一方面是公车使用耗资巨大，另一方面是公车问题层出不穷，促成了社会诸多不满。尽管这几年“三公”经费的公开，让社会监督公车多了一个渠道，但多地的公车改革基本上以失败告终，这让公众期待最高决策层推出更加彻底的改革举措。

公车改革终于迎来决战时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并向社会公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下称《方案》)。两个文件明确了公车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从上到下推动公车改革。

此番改革有几大亮点，比如取消副部级以下领导干部用车和一般公务用车，改为发放公务交通补贴。还明确了中央国家机关的补贴标准：司局级每人每月1300元，处级每人每月800元，科级及以下每人每月500元。此外，还规定拍卖、取消的公务用车采取公开拍卖等方式公开处置，处置结果向社会公开。

毫无疑问，如此彻底的公车改革力度会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它有两个突出的好处。一方面，它能够大幅降低公众对公车使用的不满，公车存在会有各种抱怨和批评，大规模地取消了公车那就犹如釜底抽薪，现象都没有了，批评自然会减少。另一方面，公车改革能够节约大量开支，全国每年公车消费的数字估计在2000亿元到4000亿元之间，有专家测算，若取平均数算，公车改革措施到位后，每年会减少一半的支出，相当于1500亿元。

好处很明显，但是公车改革的难度也显而易见，否则十多年来一些地方试点的改革也就不会裹足不前。即便从上到下推动改革，从中央部委开始改革，这种传导效应到了地方还是可能遭遇打折扣，毕竟当前的公车改革至少有三个难点，并且聚焦在地方。

首先，公车改革方案到了地方能否得到有力地执行，这是此番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通常认为，中央机关部门的公车改革是相对容易实现，《方案》会得到较好执行的，但是中国地域广阔、区情复杂，各地情况差异较大，公车改革也最容易遭遇地方版“潜规则”。《意见》尽管安排发放交通补贴取代公车，但也针对地方不同情况补充规定：“确因环境所限和工作需要不便取消公务用车的，允许以适当集中形式提供工作用车实物保障。”

尽管这条规定非常实事求是，但确实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意见》没有对“环境所限”和“工作需要”进行详细规定，这就可能为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保留公车待遇开一个口子。对于不少地方领导干部而言，使用公车不仅方便，还有身份待遇上的考虑，几百元乃至千元的补贴并不以弥补公车改革带来的“不便”。

其次，公车改革会不会遭遇变相的阻挠和干扰，这事关此番改革彻底与否的要害。在公车问题中，领导干部超标配车特别容易激起公众反感，但不少案例查下去就发现是下级单位或者管辖企业提供的豪车。所以，当取消领导干部用车和一般公务用车后，必须严防下级单位或企业给领导“供”车的情况出现。

尽管《意见》也明确给领导干部变相使用公车下了禁令，“不得以任何方式换用、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车辆，不得接受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赠送的车辆。”但是这种“变相使用”往往会比较隐蔽，只有当事双方才会心知肚明，所以监督和查处会有一定难度。

再次，能否彻底清除公车问题上的“顽疾”需要广泛的社会监督，但目前还没有好的办法。公车的使用通常与公务活动密切相关，而这方面本就是社会监督的弱项。《意见》明确“逐步探索社会化监督的有效形式和具体办法”，中纪委此前曾表示，将探索公务用车统一标识制度，要求条件成熟的地区和部门积极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这都还是在技术层面强化监督，如何能够激活全社会的力量参与进来，形成一道严密的监督网，这还需要更多的制度安排。

此外，清除领导干部长期对于公车的心理依赖和特权思维，对于公车改革的成功也至关重要，但这就不是当前的《方案》与《意见》所能解决，还需要其他领域的改革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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