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非主流”农民工的养老困局

    工作稳定没有流动性，用人单位非小企业而是政府机关，自身也不缺乏法律保障意识，一直自认是“单位人”，退休后却依旧为养老发愁

【我的故事】一位“非主流”农民工的养老困局

中工网记者 北梦原

大庆

【编者按】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举世瞩目的农民工现象。目前，50岁以上、人数高达3600万的第一代农民工已陆续进入退休年龄。30多年来，打工者的工作环境、社会保障是否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带来的物质财富同步改善？这一切，将直接影响到新一代打工者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与安排，对于离乡务工、参与社保的态度。

对此，本刊推出打工者讲述“我的故事”专栏，本期将讲述两位中老年农民工的养老保险现状。

64岁的王克勤，1980年左右进入建筑公司打工，2010年4月退休，是不折不扣的第一代农民工，摆在老王面前的却是一个特殊的养老难题。

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强，难以满足养老保险连续、长期的缴费要求；用人单位考虑人力成本，不愿意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农民工缺乏法律、保障意识……这是大多数农民工碰到的养老难题，但老王所面临的养老问题却截然不同：他退休前工作稳定没有流动性，用人单位非小企业而是北京某区国税局，是典型的政府机关；老王自身不缺乏法律保障意识，他一直较有优越感的认为自己是“单位人”，但从没想到自己也会碰到绕不过去的养老难题。

4月14日，记者联系到王克勤，记录下了这位“非主流”农民工的养老困局。

老王是河北秦皇岛昌黎县人。1968年参军入伍，在军队的工厂里搞通信技术。退伍后，回到河北老家，在一个建筑队当电工。1986年，老王跟着项目来到北京，后来一直在搞工程，“当时北京市最高的那几栋大厦都是我装的电”。老王对记者说，年轻时他是业务骨干，手下带的电工队曾多达上百人。

1988年，老王接了北京某区国税局的办公楼项目，项目完工后，该机关工作人员想要老王留下来，“他们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想让我留下来管电，建筑公司不让我走，我是他们挖墙脚挖来的”。为了“挖”到老王，单位不但给老王解决了住房，还把老王的两个孩子接到北京并安排入学，“当时给我开的工资也很高，别人都是200多元，给我开的是一月300元”。

之后的19年，老王一直在该国税局上班。直到2008年，该单位决定把后勤物业外包给物业公司，包括老王在内的5名后勤人员需要同新的物业公司签订合同，否则将自动解除与单位的关系，单位也不会再聘用。老王这才认清了自己的“临时工”身份，在此之前，他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单位的人。当时，老王只差两年就要退休了，他说什么也不肯和物业公司签合同。他觉得这和当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有关，“法律要实施了，单位就想甩掉包袱。”

老王随即向单位提出缴纳社保和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要求。这样的要求并非老王第一次提出，“当初就是要把关系都转到单位来的，后来就只给办了一个《就业证》”。对于上保险，老王也曾为自己争取到过一份农民工保险。2007年，老王找到单位的人事，争取到了一份农民工大病和意外保险，“单位不给办，最后是通过一家电梯维修公司办下来的”。

一年后，老王终于收到了单位给他的书面答复：单位提供给老王12个月的补偿金共计11340元，但不承认与老王存在劳动关系，也拒绝老王提出的缴纳社会保险的要求。这个答复让老王非常气愤，感觉极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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