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昔日福利天堂到当今欧洲病夫施罗德下重手要为国家刮骨疗毒
刚刚过去不久的10月3日,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国55周年、柏林墙倒塌15周年暨东西两德统一14周年的纪念日。但就在这个多喜临门日子的前后,人们却连接听到不少与德国有关的坏消息,或者是各种“唱衰”德国的说法。
警钟频频敲响
9月9日,德国《明星》周刊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柏林墙被推倒近15年之后,多达四分之一的西部人和八分之一的东部人竟表示,希望这堵墙依然存在。
9月12日,德国总统霍斯特·科勒在接受《焦点》周刊采访时,打破了15年来德国政坛一大禁忌,坦言东西部的生活水平差距将长期继续存在下去;如果试图去拉平,将使贫困地区过于依赖补贴,给年轻一代留下沉重负担。
9月19日,在东部两个州的议会选举中,极端政党成了大赢家,举世皆惊。在较发达的萨克森州,当局曾试图取缔 (但遭法院否决)的新纳粹“国家民主党”得票9.2%,自1968年后首次挺进州议会,议席只比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少了一个;在环抱柏林的勃兰登堡州,极右翼“德国人民联盟”以6.1%的得票率赢得6个议席。而脱胎于原东德共产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在两州均跃居第二大党,两大传统政党社民党和基民盟则均遭重创。
这是在德国现代史上,极右翼第一次在两个州相继告捷。德国犹太人协会负责人在选前警告说,当前的局面令人回想起魏玛共和国终结,即希特勒夺权前的情形。
9月26日,在全国第一大州、经济火车头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市镇选举中,自1966年起一直主宰该州的社民党败给反对党基民盟,拱手让出许多市镇的控制权。自今年4月本轮地方选举开始以来,全欧洲历史最悠久、成员最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已在9个州及欧洲议会的选举中连遭败绩,在萨州9.8%的得票率创该党历史新低。
10月5日,德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调整后(扣除临时招聘等季节性因素)的失业人数增加了2.7 万,达到440万,增幅两倍于外界的预期。这一数字已连续第8个月呈上升之势,尽管未调整过的失业人数减少9万,剩4 20万。全国失业率从8月份的10.6%增长至10.7%,而欧盟25国8月份的平均失业率为9%。
●英国媒体近期炒作说,据巴克莱银行一位经济师预测,按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和劳动力消长速度,到2025年,现人口为6000万的英国可望超过现人口8240万的德国,跃居欧洲第一经济大国。今年英国的增长率可达4%,是德国的两倍多;英国创近30年新低的4.8%失业率则不到德国的一半。
●在欧洲政坛上,德国也存在被赶超的隐忧:欧盟委员会上周建议,可以启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一旦土耳其40多年来的入盟夙愿成真,由于该国人口将从目前的7000万增长到2020年的8500万,届时将成为欧盟第一大国,政治分量可能会超过德国。而按目前的人口下降趋势,本世纪末德国人口将萎缩至5000万左右。
德国的慢性病还有不少:经济增长率在欧元区敬陪末座,前三年都不足1%,今年二季度只比一季度增长0.5%;预算赤字连年超过欧盟规定的上限。六七年前,德国还拥有欧盟最强健的金融和财政体系,其影响力无人能及,欧洲央行正是依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样板打造,欧元区的《稳定和发展公约》也是由德国提出,以防其财政受别国经济动荡的拖累。如今德国却成了欧盟的“差等生”。
德国失业率不但居高不下,且地区分布失衡,东部近两成的人失业,是西部8.4%的两倍多。8月份一项调查发现,在400多万失业人口面前,全国只有25万个岗位空缺。
此外,德国的教育体系已经失去优势,免费大学教育难以为继;体育和科枝上的传统领先地位日趋流失,“德国制造 ”已从昔日的金字招牌沦为平庸的代名词;柏林等大城市财政濒临破产……所有这些重症,都迫使德国人进行深刻的内视自省。
诊断“德国病”
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欧洲发行量第一的《图片报》的汉堡分社负责人克里斯蒂安·克尔斯汀承认:德国目前正处于艰难时世,经济、社会等多方面都出了问题。
问题的根源主要出在过去引为自豪的福利制度,它如今成了不堪承受的财政负担,导致赤字和国债越滚越大,经济低迷、人口老化、劳力萎缩、依赖福利者的大量增加更是雪上加霜。统一后投向东部的巨额资金,进一步加重了财政包袱。“墙一倒,问题就跟着来了。”克尔斯汀说。
旅德专栏作家、汉堡大学教授关愚谦向《外滩画报》指出,现在德国人已经被惯坏了,休假时间太长,变得“娇滴滴 ”了。七十年代他们干活还非常认真,但从八九十年代起开始精神萎靡;以前产品品质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
德国堪称“打工族天堂”:每年有24天带薪假,外加至多13天的公假;在世界上仅次于法国的30天休假加11 天公假,而日本人和美国人每年分别只有18天和10天带薪假。德国人平均每周只工作35个小时(东部为38小时),许多人每年8月还要放一个月的暑假。高居全球第二的劳动力成本是导致德国经济停滞不前的一大主要原因。
此外,德国税赋沉重,劳动力市场规定繁多,企业很难裁减员工;一个地区劳资谈判定下的工资标准,必须推广到全国的同一行业;商店必须在晚上8点前关门,星期天和节假日不得营业……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德国产品的生产成本,打击了企业的积极性,导致整个经济日益僵化,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力优势减弱。
简言之,德国经济陷入了高成本-低增长-高失业-高赤字的恶性循环。
短痛vs长痛
为了跳出这一怪圈,德国总理施罗德在2003年3月提出了《2010年议程》——旨在刺激经济的一揽子减税及劳动力、福利体系改革方案。他声称这是“联邦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社会改革”,通过削减医疗、
养老和
失业保险开支,可以使国家经济摆脱衰退;“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勒紧腰带,而是卷起袖管”。针对失业者的“哈茨IV”法案已在议会两院获得批准,将从2005年1月起实施。
从前德国人即便失了业也照样可以衣食无忧的日子即将画上句号。
失业保险金的发放期限将从32个月缩短到12个月,200万长期失业者届时只能领到金额少很多的社会救济金,必须动用储蓄才能维持生活。失业保险金申请单增加到厚厚的16页,审查也将更加严格;拒绝政府介绍的工作机会的失业者将受惩罚。这些都是为了鼓励人们外出寻找工作。另外,个人承担的医药费比例也将提高。
这些只是施罗德改革大方案的一部分,其他还包括削减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为僵化的就业市场和零售营业时间松绑、简化官僚机构手续、实施新的移民法、改革武装部队、使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等等,几乎是一个“再造德国”的方略,目的是确保德国在快节奏的全球化世界中保持竞争力。
但第一步的改革措施已经让很多人愕然。数十年来,人们一直得到政府的郑重保证:工作时间将越来越短,德国人能享受世界上最完善的医疗服务和社会福利,退休后还有优厚的
养老金。因此,当第一次听说失业保险金将有所减少时,他们自然震惊不已。
工会组织指责改革是“背叛”,东部民众反弹尤为激烈。从8月初开始,全国上百个城市每星期都举行“周一示威” ,东部一些大城市的参加者过万,有人甚至将它与1989年导致柏林墙倒塌的东德大示威相提并论。
改革计划成了联邦政府的一场公关灾难,是社民党在地方选举中连连败北的原因之一,该党内部也出现裂痕。党内大佬、原财政部长奥斯卡·拉方丹现身游行队伍,呼吁施罗德辞职。自1998年施罗德上台以来,约有10万名社民党人退党,其中4.3万是在《2010年议程》出台之后。
德国别无选择
尽管反对改革的呼声不小,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数德国人似乎都支持改革,对国家的未来大多抱乐观态度。德国《世界报》的资深编辑马丁·科普向《外滩画报》指出:“反对改革的示威实际上规模并不大,只是声音很响而已。例如汉堡市虽然有18万人会受到(削减失业保险金)新措施影响,但最近一次示威总共只有60人参与。”
分析人士指出,这些改革措施其实已经迟到多时,英国等工业国在20多年前就走过这条路,当时它们的境况比现在的德国还要糟,如今已是苦尽甘来。
工会虽然仍坚决反对变革,但它们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全国工会会员人数从1991年的1180万减少到现在7 40万,许多人不再把工会看作工人阶级的维权卫士,而是只破不立的“改革绊脚石”。反对党基民盟经过一年的内部争论,开始全面支持当局的改革,甚至认为改革走得还不够远。
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丁立舜(KnutDethlefsen)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对社民党来说,最困难的关头已经熬过去了;它的立场虽然引起很大争议,但毕竟好过基民盟的没有立场。在北莱-威州的地方选举中,该党虽然再次负于基民盟,但已经控制住了连续大滑坡的颓势。
由于选民意识到保守的基民盟一旦执政,紧缩措施可能会更严厉,舆论已慢慢转向社民党一边。一家电视台的民调显示,9月份公众对改革方案的支持率已从数月前的35%上升到48%。
德国经济已经开始浮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全德16州工作时间逐年减少的趋势去年终于发生逆转,
公务员每周工作时间从38小时增长到最多42小时,而且没有额外收入。西门子、戴姆勒-克莱斯勒等大公司已和工会达成了扩大资方的裁员决定权、并将周工作时间从35小时延长到40小时的协议(否则它们扬言要把工厂迁移到成本低得多的东欧)。而三分之二的德国上班族也表示,为了保住饭碗,他们愿意延长工作时间。
德国劳动力成本开始显露出下降的势头,经济也开始有了起色。经济部长克莱门特上月底乐观地预言:明年失业人数将开始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低谷已经过去。”
关愚谦教授表示,德国人已经认识到改革是惟一的出路;他们素质很高,很守纪律、很有责任心,示威一直仅限于较小规模,从未发生过像英法那样导致全国、全市瘫痪的大罢工;2006年的大选社民党很可能会输,但基民盟上台了照样要进行改革;而一旦东部的潜力被调动起来,德国的经济优势很快就能恢复。
至于东部出现的极右翼势力抬头现象,丁立舜指出:现在的情况和魏玛共和国时代完全不一样,德国社会的民主、开放传统已经根深蒂固,极端主义断无复辟的可能。他还认为,德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可能性不大,对德国更重要的是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汉堡晚报》的首席记者延斯·迈耶-韦尔曼向本报表示,他相信极右翼成不了气候,因为德国人民经历过当年极权统治的恐怖,应该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德国总统科勒认为,德国的民主力量已足够强大,可以对付极右翼的挑战。邻国丹麦的《政治报》同样指出,极右翼在东部两州的得势虽然打了德国主流政党一记大耳光,不过这也不值得惊慌,因为法国、奥地利和丹麦近年来极右翼政党也曾喧嚣一时,但末日最终并没有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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