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郑秉文：社保降费减负1500亿，不会影响职工待遇

作为供给侧改革“降成本”的重要举措之一，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这一政策在过去两年间约为企业“减负”1500亿元。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指出，在未来几年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一条主线。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实行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政策的初衷是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人社部已经对外公布2018年继续延长一年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郑秉文认为，经济放缓压力是继续降低社会保险费的主要原因，社保降费需与延长缴费年限、提高退休年龄等配套改革同步推进，以实现降低企业成本与社保基金可持续运行之间的平衡。

2018年继续降低社保费率

第一财经：将近两年来，降低社保费的效果如何？

郑秉文：降低社会保险费最初是2015年初从下调失业保险费率开始的，紧接着，2015年6月国务院又决定下调了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的费率；2016年4月，人社部又发布《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决定失业保险费率再继续下调，并决定降低养老保险费率，这是企业降费的大头。

根据这个文件的要求，全国共有21个省市区符合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条件。上海由21%降到20%，其余省份均由20%降低到19%。人社部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去年9月底，据不完全统计，总计为企业降低成本1230亿元，到去年12月底，估计可达到1500亿元左右。总体看来，这项政策赢得了企业的欢迎，企业是比较满意的，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了一定贡献。

第一财经：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指出在未来几年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是我们经济工作的一条主线，人社部上个月也宣布要延长一年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的政策，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郑秉文：延长一年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的政策是必要的。主要基于以下四点考虑：一是经济增速放缓压力大，企业负担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继续大力推进。2017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9%， 但2018年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继续降低费率为企业“减负”，可以帮助其恢复生产经营能力，鼓励其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可以说，经济压力较大是继续延长一年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降低社保费有助于稳定就业形势。有报道称，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又有部分外资撤离中国，与之相伴的裁员和失业问题值得警惕，同时，内资企业也出现了裁员的情况。在经济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就业是个大问题。十九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并指出，“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其中，就业排在第一位，我理解，降低社会保险费也是稳定就业的需要。

第三个原因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此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维持一段时间降低费率政策，正是“让利于企”、“让利于民”的体现，可以使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有助于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第四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未来几年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是经济工作的主线。正如在刚刚闭幕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央领导宣布，未来几年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是我们经济工作的一条主线。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仍在于供给体系难以适应需求体系的变化，供求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偏差仍然存在。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重点，“三去一降一补”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这就意味着，在完成了“三去”的任务之后，“一降”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在全社会降低成本的同时，还需要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性。

降成本无非是指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税负成本，这是政府创造较好的微观营商环境有所作为之处，也是政府能做的主要领域。降低社保费率，既可以体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二者的交汇点。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需要，是延长降低社保费率的根本目的。再深入一些讲，只有实现了“一降”，才有可能进一步做好“一补”，否则，企业没有竞争力，税收不好，财政收入紧张，如何实现“一补”呢？

实现降成本与可持续的平衡

第一财经：降低社保费率是否会对社保基金正常运行产生压力？

郑秉文：首先要明确的是，降低社保费率并不会影响职工待遇，这就是社会保险的特征，因为社会保险待遇水平有自己独立的计发公式，临时性或阶段性的费率调整与待遇水平无关，不会降低养老金水平。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如果长期内一再降低社保费率，部分险种基金收入增速放缓或同比下降，势必会对基金正常运行产生压力，影响基金的可持续性。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2016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的说明》显示，2016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50112亿元，比上年增长8.1%；总支出43605亿元，比上年增长11.5%；本年收支结余6508亿元，年末滚存结余65425亿元。对比近年数据，虽然社保基金滚存结余规模在不断增大，但是总收入同比增长速度明显慢于总支出同比增长速度，这显然与降低费率有关。

还需指出的是，正常情况下，只要收支有结余，社会保险基金就可以正常运行，但我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中有相当部分来自于财政补贴。2013-2015年，七项社会保险基金（城镇五险、加上城乡居保与城乡医保）的财政补贴收入分别为7371.5亿元、8446.35亿元、10198.15亿元。2016年，这一数值达到11104.34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可见，当前社保基金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财政补贴。据人社部发布的《2016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2016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征缴收入26768亿元，增长率为16.3%，而支出是31854亿元，增长率则高达23.4%，大大高于收入增长率；这年的财政补贴是6511亿元，比上年增长38%，财政补贴再创新高。

第一财经：如何实现降低企业成本与社保基金可持续运行之间的平衡？

郑秉文：我国社保制度存在收入和支出的平衡问题。“支出端”的政策性很强，支出规模和待遇水平带有相当的刚性。如果“收入端”的缴费收入能力不能满足“支出端”的要求，这两条曲线的发展趋势就会呈现“剪刀张口”的形状，就说明制度收入能力太差。

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参保职工人数与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人数的比值即抚养比在进一步下降，由2014年2.97：1降至2015年的2.87：1，2016年更是达到2.75：1。领取养老金待遇人员不断增多，然而“二孩政策”全面放开所产生的效应在短期内难以抵达基本养老保险这一链条。

我认为，社保基金的财务可持续有赖于制度参数改革和结构改革双措并举。

所谓参数改革就是指参数调整，比如，一是延长缴费年限，目前，在广大社保工作者的努力下，参保覆盖面不断扩大，但不缴费、中断缴费、达到最低年限不缴费却成为不少参保者的选择。我国职工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为15年，许多参保者在缴足15年后中断缴费，伴随社保扩面，正规用人单位职工占比降低，而自雇者比例越来越大，这个群体的缴费不是由单位代扣代缴的，他们一般是没有雇主的，所以中断缴费的参保者群体比例也会继续增大。

二是适时研究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等措施，稀释抚养比。

所谓结构改革在这里主要是指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确保参保人权益”，加强缴费和权益之间的联系是历次党的文件和人社部文件的一贯提法。如果多缴多得激励机制不能得到完善，参保人的权益就没有得到保护；换言之，要想很好地保护参保人的权益，多缴多得是一个重要原则。

由于透明性不够，多缴不知道是否能够多得或不知能多得多少，他们之间的联系不是很直观，激励性就无法体现，另一方面，参保人的权益也无法得到保护，所以，只有改变缴费与权益脱节的现状，劳动者才会积极参保、主动按真实基数缴费，各种逃费避费的道德风险也会自动消失。住房公积金制度之所以生命力长久，之所以不存在“两个费率”，就是因为遵循“多缴多得”原则。

参数改革和结构改革要相辅相成，这样就能够显著提高制度收入能力。根据测算，在替代率、抚养比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养老保险基金每多收入900亿～1000亿元，就可以降低1个百分点的费率，这才是真正地实现了“降费”。根据我的测算，如果提高了激励性，制度收入就会增加几千亿，相应地，就会降低三、四个百分点，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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