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沁 宋铮：城市化将如何应对老龄化？

   本文使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农村人口分年龄、性别的城乡迁移率。使用推算出的城乡人口迁移率，本文对2010至2100年的全国人口情况与老龄化情况进行了模拟，并引入城镇养老保险框架，讨论中国城镇养老基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演化。本文发现，城市化对城镇的老龄化程度与城镇养老基金的收支状况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在城市化的背景下，通过放松计划生育来提高生育率对养老金收支的改善效果在短期内并不明显，长期内则十分显著;而推迟退休年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极大地改善养老金收支。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快速发展的中国正在面临老龄化的挑战。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正逐渐压缩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而伴随老龄化而来的养老保险给付压力更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随着出生率较高的一代人的逐渐退休，参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与离退休人员比例自1989年的5.4比1一路跌至2010年的3.2比1，意味着供养一名退休老人的职工人数下降了40%(中国国家统计局，2011)。老龄化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养老保障制度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但在强调老龄化对于中国的潜在冲击时，无论是讨论劳动力总量萎缩的问题还是养老保险制度的收支不平衡，我们都往往将目光集中在城市。但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的农村人口仍处在一个相对更年轻，出生率也更高的阶段。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大批农村人口正在转变为城市人口。在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几个特点：1，流入人口相对于城镇人口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更高(Liang和Zai，2001)。2，大多数流入人口并没有被纳入到城镇养老保险体系中(郑秉文，2008)。那么，中国的乡—城流动人口将会对中国的城市化以及城镇养老制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农村的劳动力储备是否能推迟或减缓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人口流动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养老基金的平衡?本文将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一系列的文献已经对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问题或老龄化和城镇养老基金账户平衡问题分别进行了研究，但将两个重要问题联系在一起，在动态的城市化变动视角下对全国范围内的老龄化与养老基金情况进行研究的文献尚不多。本文通过2000与201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人口的乡—城迁移速度进行了估计和预测，首先通过人口普查数据计算中国的乡—城流动人口的每年净流量以及其年龄、性别结构，再根据计算结果建立一个长期的人口预测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校准中国城镇养老保险系统的一些参数，最后估计并分析中国城镇的老龄化状况与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情况。

事实上，在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发达国家，纳入外来的青壮年劳动力能够有效缓解老龄化对于养老保险体系及整个财政的资金压力已经形成了共识。比如Razin和Sadka(1999;2000)发现，虽然短期内移民可能是流入国的福利净享有者，但如果有养老保险制度，移民可能有益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高收入与低收入者。Gal(2008)认为，将移民与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及养老金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将缓解英国及美国上升的养老金支出压力。另一些文献使用了一般均衡或会计模型分析移民对流入国的财政的贡献，如Storesletten(2000)将移民纳入一般均衡模型，发现美国能够通过每年引入160万40至44岁之间的高技能移民来解决该国的财政问题;Auerbach和Oreopoulos(1999、2000)使用了代际会计方法，他们认为移民对美国财政的影响主要由他们的后代决定。使用类似方法的还有Lee和Miller(2000)、Storesletten(2003)以及Karin(2005)，他们分别对美国、瑞典与奥地利的外来移民与流入国财政收支进行了会计上的分析。其中，Lee和Miller(2000)与Karin(2005)使用了代际会计方法，而Storesletten(2003)采用了净现值法。对美国与瑞典的分析发现财政与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需要引进较年轻的高技能人口;对奥地利的研究则表明，如果流入人口结构与特征始终保持稳定，移民将会对奥地利产生正的财政收益。Rowthorn(2008)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移民对于发达国家的财政影响也许没有那么重要。Song等(2012)系统地计算了中国的城乡人口迁移，并分析了中国养老金改革对代际的福利影响。本文使用的方法与Auerbach和Oreopoulos(2000)、Johnson(2003)、Song等(2012)所使用的人口分析方法接近。

本文余下的结构分为以下几部分：一，数据;二，计算城乡迁移人口的规模和年龄结构;三，人口与年龄结构的预测;四，城镇养老保险基金收支运行模拟;五，对一些假设的敏感性检验;六，结论和讨论。

二、数据

本文的计算将使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在公布人口普查数据公报时，国家统计局已经对普查数据进行了修正，其中主要是漏登率的修正(乔晓春，2002)。在2000年普查中，共登记了12.4亿人口，但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中，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全国总人口被公布为12.7亿。在2010调查中，全国共登记13.3亿人，在此基础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总人口为13.4亿人。除此之外，国家统计局对于城镇人口比率(城市化率)同样有所修正。根据2000年与2010年的分年龄、性别数据可以计算出城市化率分别为36.9%与50.3%，但在两次人口数据公报中，城市化率被分别调整为36%与49.7%。在本文中，我们将保持2000年和2010年普查的人口年龄、性别结构不变，并将两次普查的人口总量与城市化比率调整至与两次人口调查数据公报相同。

本文将采用两次人口普查的生育率与死亡率数据，其中死亡率可以直接采用普查数据，生育率则需要作一些说明。从两次普查的生育率对比中我们发现：1，农村生育率在各个年龄段都要高于城市生育率;2，2000年与2010年的调查生育率较为接近，这从侧面说明了生育率的稳定性。此外，2000年普查与2010年调查的生育率可能都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了。Goodkind(2004)估计，在2000年普查中，约有3700万9岁以下的人口没有被普查覆盖。张为民和崔红艳(2003)的研究发现有3000万儿童被普查遗漏。Retherford和Choe et al.(2005)、Zhang和Zhao(2006)使用相似的方法，认为2005调查的生育率同样应当向上调整。因此在本文的模拟中，我们将对公布的生育率数据向上调整一个固定幅度，这样调整的有效性在后文的模拟中得到了证实。

三、城乡迁移人口的规模和年龄结构

城乡人口迁移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也是本文所要分析的关键变量。本文使用的城乡人口迁移概念包括了两个组成部分，首先是原户籍登记处为农村的人口，现在离开其户口登记地点并迁移到城市来;其次是人口并未迁移，但其居住位置在人口调查的城乡分类定义中由农村变为城市。

在本节中，我们将通过对比2010年度调查人口与预测人口的方法推测出城乡迁移人口的规模和年龄结构。预测人口采用2000年普查得出的人口年龄、性别结构等数据，假定(经过调整后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在2000至2010年之间保持线性变化，我们便可算出2010年城乡的“自然”人口，“自然”人口假设仅有城乡内部的自然出生与死亡，而没有城乡间的人口迁移(包括城乡的重新定义)。用2010年“自然”人口的城乡分年龄、性别数据对比2010年的调查数据，其中的差异便是从2000年至2010年之间的城乡迁移人口。

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通过人口模型推演的方式来获得较准确的“自然”人口。Goodkind(2004)发现，通过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推演得到的2000年“自然”人口与2000年的普查数据拟合得很好(除了9岁以下的人口)，即使成年段中“自然”人口与普查人口中存在一些矛盾，也能够通过邻近年龄的平滑来达到这个年龄段的总量平衡。我们将通过类似的方法在2000年普查的基础上推得2010年的“自然”人口，并将比对2010年调查数据。该方法与Song等(2012)类似，不同之处在于，Song等(2012)使用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而本文使用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①。

在2010年“自然”人口的计算中，上标h∈{u，r｝，i∈{f，m｝，j∈{0，1，2，…100｝分别代表了城市、乡村，女、男以及年龄(从0岁至100岁)。

在计算中我们做以下调整与假设。首先，预测中使用的为普查公布数字的1.2倍。采用1.2作为调整系数主要是因为2000年人口普查给出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而一系列文献表明真实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应当在1.4以上（Cai，2008；Morgan和Guo，2009）。此外，将报告出生人口与之后的小学入学人数相比，也可发现2000年普查的出生率被低估了16%。因此，1.2是一个较为合理的调整值，图1也表明调整系数1.2可以得到较好地拟合0至10岁人口的真实普查人口。此外，分析结果也对于不同的调整值很稳健。  

  在理想情况下，2010年的人口总量与结构的模拟值应当与2010年调查得出的情况相同（不区别城乡）。图1显示，除15至18岁的人口略微偏低之外，2010年的模拟人口几乎完美地拟合了2010年普查人口。此外，Goodkind（2004）指出的2000年普查中的幼儿人口漏报在图1中似乎没有显示出来，这是由于我们已经将出生率向上调整到了1.2倍，若没有这样的调整，2010年模拟的儿童阶段人口都将低于2010年普查数字。  

下页图2列出了从2000年至2010年不发生人口迁移情况下产生的“自然”人口与真实普查人口的城乡对比。可以发现，模拟的“自然”农村人口在0至50岁都要显著低于2010普查，而模拟的“自然”城镇人口则在同一个年龄段偏高。这暗示了大量人口从乡村迁移到了城市。  

  假设分性别、年龄的乡—城人口迁移率在模拟中保持不变，那么迁移率必须满足方程：  

  在2054年，在没有城乡迁移的情况下，城镇人口赡养率将达到125%，一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赡养1名以上的退休人口（图5-1）；而在有城乡迁移的情况下，此时城镇人口赡养率仅为95%。在图5-2中，由于大量的乡城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农村人口的迁移，农村人口的赡养率上升很快，将在2050年达到最高值93%，这反映了完善农村养老保险的重要性。  

五、城镇养老保险运行模拟  

根据Lee和Miller（2000）、Auerbach和Oreopoulos（1999、2000）以及Storesletten（2003）所使用的方法，本节对养老保险的运行模拟包括收支平衡度的计算、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以及退休年龄延迟的模拟三个部分。由于此时本文计算的是全国范围内的人口乡城净流动，此时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跨省转移或迁移人口向农村回流都不会影响账户的计算。  

社会养老保险收支情况的计算需要劳动参与率、养老保险覆盖率、养老金缴纳占工资的比例以及退休人口养老金的替代率这四个参数。劳动参与率为城镇职工总数占所有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养老保险覆盖率为参与社会养老保险人数占城镇职工总数的比例。由于户籍的限制，从农村流入到城市的大部分青壮年人口并未被城镇养老保险所覆盖，乡城迁移人口对于城镇养老保险收支的影响在当前情况下较为有限。本文将城镇人口中的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区分开来，分别设置不同的参保比例；养老金缴纳比例为养老金的缴纳数额（包括政府补贴）占参加养老保险人口的工资总额的比例（工资总额为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与参与养老保险职工人数的乘积）；养老金替代率为参保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占当年城镇平均工资的比例。需要注意的是，参数在校准时已经扣除了财政对于社保基金的补贴，这部分补贴约占养老基金收入的15%左右（如2010年两级财政共补贴1910.35亿元，占当年养老基金总收入11490.8亿元的14%）。后文的模拟也将扣除该补贴进行计算。表1（见下页）列出了从2006年至2010年的相关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1），所有的参数都在本文的人口预测数据下进行了较准。  

对于未来的劳动参与率与养老保险覆盖率我们做如下假设。首先，为了计算养老金收支的运行，我们必须知道劳动参与率和养老金覆盖率的乘积，即劳动年龄人口中参与缴纳养老金的人口比例。在2010年，劳动参与率为76.6%，通过检验2000年与2010年人口普查中的分年龄劳动参与率，我们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几乎没有影响，因此我们假设该值将保持稳定。  

另外，本文对劳动年龄人口和退休人口分层次计算其养老保险参与率。这样做的原因是：无论是否已经停止缴纳养老保险，在1997年养老金系统改革前已经至少工作了15年的城镇职工都将能够无偿获得退休金，本文将这部分人口称之为“高年龄参保人”。本文将在1997年养老金系统改革时工作时间少于15年、或未参与工作的城镇职工称之“低年龄参保人”。由于城乡迁移人口的年轻人口比例较高，他们几乎全部属于“低龄参保人”，其参保率低于“高龄参保人”。从2006年至2009年，养老金受益人与退休年龄人口几乎以相同速度增加，注意到此时退休的人口都是“高年龄参保人”，这证明了其养老保险覆盖率也较高。因此，如果对1997年以前达到40岁的“高年龄参保人”假定一个较高且恒定的养老保险覆盖率，对其他人口假定一个较低且不断变化的初始养老金覆盖率，那么根据2006年至2009年的退休年龄人口、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人口和参与养老保险的工作年龄人口变化，我们将高年龄参保人的养老保险参与率定为100%，而将随时间变化的低年龄参保人的养老金覆盖率定为50%，并根据其趋势，假设低年龄参保人的覆盖率将线性增长至2030年的80%，并从此保持不变。  

2011年的CHFS数据显示，城镇户籍人口的养老保险参保率约为80%，而乡城迁移人口的参保率为约为30%。根据2000年至2010年的人口城市化情况，结合微观数据（如CHIPS、CHFS）的城镇人口参保率，我们发现近年来非户籍人口参保率出现了快速上升。将2010年户籍人口参保率设置为70%，非户籍人口参保率设置为20%将能够较好的拟合从2009年至2010年的养老金收支情况，且也能够反映出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在参保率上的差异大小。本文的基准假设是：2010年户籍人口参保率为70%，非户籍人口为20%，他们的参保率都将2030年线性上升至80%。我们也将进一步检验不同上升速度的非户籍人口参保率将对城镇养老保险产生何种影响。此外，由于缴费不满15年的参保人员在退休后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退休年龄前15年内迁移至城镇的农村人口将无法获得退休后的养老给付，因此模型中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人口中仅有小于45岁的男性和小于40岁的女性可以参加养老保险。  

2010年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政策缴费率为28%，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但从表1的计算可知，该年真实的缴费率为16.1%，仅为政策缴费率的57.5%。真实缴费率和政策缴费率的差异存在多种原因，如非正规就业、企业单位的漏缴等。本文将真实缴纳率与政策缴纳率的比值设为“征缴率”，并作一个较为间接的假设，使用“征缴率”的变化来代替缴费率的变动。本文的基准假设是，“征缴率”将在2010年之后逐渐提高，并在2030年达到100%，使真实缴费率达到28%。  

（一）收支平衡度计算  

模拟发现，城乡迁移对于养老金系统的依赖率降低也有明显的效果。在有城乡迁移的假设下，养老金依赖率将较平缓地上升，养老金赡养率超过135%的时间从2046年推迟到2073年（图6）。为了计算养老保险的收支平衡情况，我们定义收支平衡度为：  

根据表1，假定缴纳率稳定在20%，替代率稳定在50%，可得图7。从图中可清楚地看到乡城迁移人口对于养老金系统的贡献。扣除财政补贴后，在没有城乡迁移的假设下，养老金收支的债务差距将迅速扩大，收支平衡度在2054年达到-86%，此时每一元的养老金收入必须配套0.86元的补贴才能够满足当年的养老金给付。而在有城乡迁移人口的情况下，债务差距增加的幅度被大大平滑，在2054年时的收支平衡度为-50%，比无迁移的情况高出近36%。而在模拟后期，乡—城迁移人口对于养老金的相对贡献减少，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接近尾声，根据上一部分的模拟，在20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80%以上，此时能够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年轻人口已经相当有限了。  

（二）放松计划生育政策讨论  

从上文的赡养率和收支平衡度预测中可以看出，在长期内，由于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迁移人口的贡献将随着人口更替出现萎缩，子代的养老金缴纳将很难弥补父代的养老金支出。这提示我们，在现收现付制度的养老金制度下，城市化对养老基金的短期补充效应十分明显，但长期来看还必须考虑其出生率的变动。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总和生育率仅有1.18，远低于更替水平，为1968年的20%不到。中国的生育率的确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一路下降，那么，逐渐取消或放松计划生育等生育约束性政策是否可以通过提高总和生育率来延缓老龄化进程，进而解决城镇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难题呢？  

现有的文献认为，即使放松甚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上升。这是因为在中国当前的城镇低生育率现象中，计划生育的作用可能已经不占据主要地位。如Zheng et al.（2009）与许静（2010）的阐释，即使计划生育政策取消，生育率在低生育意愿下也不会有明显的上升，更不会从当前的低水平上升到更替水平（2.1）。Cai（2010）则认为，尽管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的生育率开始下降，将生育率保持在低位的主要力量却是社会经济的变化与生育意愿的转变。事实上，东亚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在没有计划生育的情况下保持在低生育状态。  

如同东亚各国与各地区所经历的一样，中国可能已经出现了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自发生育约束，生育率的下降原因已经不再是计划生育政策。因此，即使计划生育政策放松甚至取消，也很难相信中国将出现生育率的大幅上升。作为一项较为乐观的假设，本文假设从2010年开始，城镇生育率（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分别为0.88与1.15）将在20年内重新上升至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升的上限为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农村总和生育率，即1.44。  

通过比较低生育、有迁移的方案与高生育、无迁移的方案，我们发现出生育率提高对延缓老龄化的好处将在2060年左右超过城乡迁移下页（图8）。在2060年左右，无城乡迁移且城市生育率提高的方案开始逐渐好于有城乡迁移且生育率不改变的方案，此时的收支平衡度约为-40%，在模拟的最后时期，生育率提高对收支平衡度的改善在40%左右。  

但是，出生率提高带来的好处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显现。在图8-2的模拟方案中，提高生育率所带来的好处在2030年左右才开始出现，在2050年之后才开始逐渐扩大。而在有城乡迁移的方案中，迁移人口对养老金收支的好处在模拟的一开始便得以体现。另外，考虑到2008年东亚较发达地区的生育率最高为新加坡的1.28，中国的城镇生育率在20年内重新上升至1.43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计划生育放松所能带来的真实收益可能会更低。  

(三)退休年龄延迟

退休年龄的延迟在养老基金收支压力越发严重的欧洲国家已经成为了较为常规的做法，如希腊、法国等。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是在人口寿命增加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68岁增加到2008年的73.1岁，在60岁的平均余命也从1990年的18.2岁增加到2010年的21.8岁。之前确定的养老基金给付方案可能已经偏离了收支平衡的预期。要不要延迟退休年龄?退休年龄延迟对养老金给付的改善有多大?这已经成为了社会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将在有人口迁移和无人口迁移的模式下，分别假设男性退休年龄将在一定年限后推迟到65岁或70岁，而女性则推迟到60岁或65岁，并观察在不同的退休年龄推迟方案中养老基金的收支情况。

图9-1与图9-2分别表示了在无人口迁移和有人口迁移这两种模式下，不同的推迟退休年龄方案对于养老基金收支的影响。30年内推迟到65岁的方案即从2010年起，每年将男女退休年龄各推迟2个月。在2040年时，男性于65岁退休，女性于60岁退休。50年内推迟到70岁的方案则意味着5年推迟一岁退休年龄，在2060年达到男70岁，女65岁退休。可以看出，推迟退休年龄使得养老金收支平衡度有了极大的改善。在无迁移人口的模式中，推迟退休年龄至65岁的方案将养老金收支先回到正值，到2040年之后才开始持续收不抵支，债务峰值也仅为不推迟退休年龄方案的一半;如果推迟至70岁，养老金收支在今后的一个世纪几乎都能够保持平衡。在有人口迁移的模式中，推迟到65岁退休甚至能让养老基金收不抵支的开始时间延迟至2050年，推迟至70岁退休的方案则完全避免了养老金收支不抵的情况。将图9-1与图9-2相比也可以看出，由于推迟退休年龄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将要在缴费窗口中存续更长的时间，迁移人口的作用在推迟退休年龄的方案中更加明显。

六、敏感性检验

在第四部分中我们使用基准假设，模拟了城市化对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基金的贡献。这一部分我们将对一些较强的基准假设进行敏感性检验，讨论城市化在不同基准假设下对养老金收支的影响。

(一)城乡迁移人口参保率变化的讨论

在第四部分，我们假设城乡迁移人口的养老保险参保率将从2010年的20%上升至2030年的80%，与户籍人口相同。该假设依赖于当前的城乡迁移人口参保率迅速提高的趋势在未来不改变，但这样的假设可能过于乐观。当城乡迁移人口的参保率存在一个低于城镇户籍人口的上限时，城市化对城镇养老保险的补充能力也随之减弱(图10)。在城乡迁移人口的参保率在2030年仅能上升到40%，为同期城镇户籍人口的一半的假设下，城镇中将不仅存在大量的未参保职工，还存在大量无养老保险的迁移退休人员，这提示了我们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将城乡迁移人口纳入城镇养老保险的紧迫性。

(二)征缴率变化的讨论

在基准假设下，政策缴纳率虽然不变，但由于征缴率上升至100%，真实缴纳率将从2010年的16.1%上升到2030年的28%。但事实上，由于28%的缴纳率已经是一个相对较高的值，征缴率的快速上升也是一个较为乐观的假设。当征缴率不能达到100%时，真实缴纳率将低于政策缴纳率28%。在征缴率无法上升而导致真实缴费率保持不变时，中国的城镇养老保险基金将面临极大的收支缺口(图11)。在2050年时，即便有城乡迁移人口，每一元的养老金收入必须配套1.5元的补贴才能够满足当年的养老金给付。与图7比较可以发现，城乡迁移人口在2050年时对城镇养老保险基金的贡献相当于真实缴费率上升6%至7%。

七、结论与讨论

一些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必须仰仗外国移民来缓解福利给付压力时，而中国仍然拥有年龄结构较年轻的大量农村人口，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仍然没有被城镇养老保险所覆盖。这意味着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将在缓解城市老龄化压力上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对这个命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本文首先比较2010年第六次普查人口与2010年的“自然人口”(在没有城乡迁移假设下的推测人口数据)的区别，并以此为依据计算这10年中的乡—城迁移人口。这部分计算给出了农村人口分年龄、性别的迁移率。我们发现农村人口在15至49岁的年龄段具有较高的迁移率，为5%至15%不等，在其他年龄阶段的迁移率较低。

在此基础上，本文计算了人口城市化对中国分城乡的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影响。本文发现，在纳入迁移人口之后，城镇人口的赡养率的增速显著下降，在2040至2060年之间，农村人口的移入使得城镇人口的赡养率比没有移民流入的情况降低了0.3左右，这意味着对于每三名工作年龄人口，他们需要赡养的退休年龄人口将减少一人。中国的老龄化趋势将在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作用下被有效缓解与推迟。

其次，本文模拟了乡—城人口迁移对于城镇养老保险收支的影响，并发现人口迁移对中国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保障系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从2040年至2060年，有城乡迁移的养老金依赖率比没有城乡迁移的情况要低约0.3左右。另外，乡—城迁移人口将使得快速增加的养老金债务规模变得相对平稳，并将没有迁移情况下收支最不平衡的年份的收支平衡度提高约36%。这为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平稳度过老龄化的冲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放松计划生育和推迟退休年龄的分析中，本文发现生育率的提高在短期内效果不明显，但能在长期内缓解老龄化并改善养老金收支。而无论是否有城乡迁移，推迟退休年龄都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养老金收支的不平衡程度，并且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缴费窗口扩大，迁移人口对养老基金收支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在有城乡迁移的模式下，若将退休年龄在2040年推迟至65岁，养老金的收支不抵时间将被推迟到2050年，债务差距将始终保持在30%以下，大大好于不推迟退休年龄的模拟情况。

同时本文存在两点局限。第一，本文的讨论取决于几项重要假设。要使城乡迁移人口在缓解城镇老龄化中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必须致力于迁移人口参保率的快速提高，以及征缴率的提高。其次，本文仅在一个经济增长的外生假定下模拟了城乡迁移人口的作用，而并没有使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将城乡迁移带来的影响内生化到模型中。这方面可进一步参考Song等(2012)与汪伟(2012)。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中国是否能平稳度过受老龄化冲击的未来数十年?本文可能将会给出肯定的答案，而解决问题的关键，也许正隐藏在中国现在这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伟大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之中。

作者感谢袁志刚教授、封进教授和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注释：

①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不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将离开户籍登记地半年以内的流动人口登记在原籍，这将使两次普查的农村人口口径相差2%左右，本文对此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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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分年龄、性别的农村人口迁出率，该式的含义为，2010年i岁j性别的农村人口为该年龄、性别的“自然”人口经过10年的人口迁移后的结果。图3-1与图3-2分别画出了迁移人口分性别与年龄的结构与迁移率。在计算分年龄迁移率时，为了保证迁移率方程有解，本文假设10岁以下农村人口迁出率为0。

图中可以看出，农村人口的迁移率在15至30岁较高，每年接近5%;之后在40岁至70岁逐渐降低;70岁之后再次上升。从2000年至2010年的迁移总量中我们能够计算出城乡净迁移人口为1.91亿人，约为2000年农村人口的24.3%，即每年从农村迁移向城市的人口比率约为2.8%(迁移率定义为农村人口每年的城市化人口占当年农村人口的百分比)。胡英(2003)估计了自1990年至2000年的城乡人口迁移规模，发现从1996至2000年，城乡人口迁移保持了相当的稳定，在1750万至1950万之间浮动。这与我们估计的年均1910万人比较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