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城镇化的本质是户籍制度改革

【财经网记者 胡浩男】“城镇化本质上就是户籍制度改革，现在无非就是难在人口流动集中化趋势，今天一天不能取消，但是它本质就是要取消，就是人类自由迁徙。”4月19日，经济学家、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在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开放性对话四:城镇化下的都市圈”上作出上述表示。

华生认为人口流动集中化趋势不可逆势而为，他们想到这里来，不让他们来，要搞到西部去，估计最后会头破血流，“一方面我们的户籍城市化一定要尽可能的靠近，给人自由迁移的权利。同时要面对我们这个问题，面对我们实际的问题制度上做出安排来，使得这些发达地区有动力安置更多的就业人口。”

对于如何取消户籍，华生提出的建议是：“假定我们现在有一个目标，10年以后户籍制度要不要取消，再不行15年以后取消，把这个目标定了以后15年以后倒逼，到时候就知道北京上海要干什么，整个思路是什么？”

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由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等机构共同举办，财经网首席媒体支持，于4月18-20日在上海美兰湖举办。

以下是华生发言实录：

华生：本来这种迁徙，从现在的国家来看是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以前就讲过我们国家的大城市的户口，应该说比美国英国的国籍都要难很多。美国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是移民国家。英国不是移民国家，只要在那儿工作4年，就可以申请永久过敏，在北京恐怕工作10年也不行，这是我们国家过去走过的道路，有很大成功，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工厂，对人权利的保护，包括城镇化发展的趋势产生的很大的矛盾。

华生：我认为汪书记还是比较现实的，刚才李铁主任讲的不怎么赞成。比如说你北京控制，控制的这么多年人口还是增加这么多。控制还到2千万，不控制可能到4千万。所以我说这是中国的特殊问题，如果完全是市场经济来调节的话，我觉得上海已经是4千万了，下面进一步向8千万进军，因为上海的条件跟内地跟西北相差太严，我们现在没有给户口，没有给相同的权利，如果一样估计是三位数字往这儿迁移，这个时候汪书记确实干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要面对现实，面对现实不是取消人的自由迁徙权利，这个就需要我们在制度上，在大的制度安排上做调整。今天他们也讲到了，内地的很多城市，人口不增加还在减少。本来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人口移动的过程，我们资源应该向人口集中化的地方配备。总人口没有变，当大量人口集中一个地方来的时候，这个地方资源要给它增加，不给增加就被迫控制了，这个有难言之隐一面。举个例子宝山这个地方再来一两百万人，再来两三百万人，还是靠从市里面要这点资源，这个书记确实当不下去。这个时候需要什么？今天上午徐主任讲的话，过去的资源分配方式要改变，要改变什么？跟常住人口挂钩。宝山过去100万人的时候，给这么多资源，有200万人的时候要加倍给资源，给的加倍资源解决了另外100万的问题，给全国其他地方减少100万的压力，如果这样做，大城市发达地区就有积极性了，就不是没有资源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

人口流动集中化趋势不可逆势而为，他们想到这里来，不让他们来，要搞到西部去，估计最后会头破血流，我们的资源分配，人来多了建设用地指标要给他。财政的资源要给他，因为他原来负担的人，如果将来上海这个地区负担1亿人，你很多财政支持也要过来，我旁边坐着吕市长，深圳的改革开放，10多年前排头兵，如果户籍化深圳排到全国大中城市的末尾了。户籍人口占你城市人口的比例太低了。所以我想说这个话平衡一下，一个方面我们的户籍城市化一定要尽可能的靠近，给人自由迁移的权利。同时要面对我们这个问题，面对我们实际的问题制度上做出安排来，使得这些发达地区有动力安置更多的就业人口。

华生：我估计这个讨论完了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我想提一个思路，“城镇化下的都市圈”，如果是倒逼角度来讲，所谓城镇化就是农民进城，农民进城跟中小城市的人进一步二次迁移，这就是城镇化，中国城镇化最大问题是什么，智慧问题绿色问题，生态问题，问题很多。但是最根本的农民工连基本的权利都没有。所以城镇化从这个来讲本质上就是户籍制度改革，现在无非就是难在，刚才我讲的那个道理，可能郭总有点误解，今天一天不能取消，但是它本质就是要取消，就是人类自由迁徙。

对车的管理，我觉得有一天可能要宣传任何地方都不能出台限制公民购买车的权利，这是改革的目标，如果这样讨论的话，假定我们现在有一个目标，10年以后户籍制度要不要取消，再不行15年以后取消，把这个目标定了以后15年以后倒逼，到时候就知道北京上海要干什么，整个思路是什么？到时候户籍制度要取消。一下子取消会乱，原来的城市人口非常的不满意。如果把前景订出来以后，我们现在要调整的东西，按照市场上的调整来，这个时候考虑北京上海的很多大项目要往外签，如果承接不了那么多人口，党政机关要往外签，整个项目人口安排不一样了。不然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想问题，讲了一通自己的要求我们前进不了多少。

华生：今天上午我就讲了，他们是领导他们讲话比较拘束，我还是一个公民，稍微开放一些，也有约束。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整个制度的安排，人家为什么会千姿百态跟它的社会组织有关系的。随着我们法制社会的发展，这个自制如果发挥作用，自然就多彩多样。大家眼睛都向上，这个时候难免千层一面，都要看上面的，这是根本原因。刚才我提这个问题，个人觉得挺好的。因为在目前的框架下想问题的时候，每个人都受到现在角度的约束。实际上基础应该用倒逼的方法，这个时候思想才能够真正的解放，个人觉得，包括我们整个国家，包括领导，包括国家发改委都要这样设计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包括书记提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体制，我们的分配制度，我们的考核体制，现在历史已经形成的各方面的情况，真正能够跳出来的要去想，哪些东西我们一定要改掉的，改掉的情况下怎么重新思考我们的定位，包括大都市，也包括我们的小城镇，那种情况下小城镇有作用了，可能一个镇享有现在一个大城市的权利，包括设机构的权利，一个镇吸收再多，连一个社保局都不让成立，这种情况下思路很难打开。确定一个目标来倒逼，这样给我们每个人，包括官员，包括体制内的人都能够打开一个思想的空间，能够解放思想。

（嘉宾观点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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