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舒:养老金“双轨制”对城镇居民生命周期消费差距的影响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近年来，有关公务员(包括机关及事业单位职工，下同)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待遇差别过大的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11年与2012年两会期间，养老金制度改革更成为媒体与群众讨论的焦点。虽然自2005年起，国家已连续六年七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但城镇企业职工与公务员间的退休金差距并没有因此而减少。2010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企业职工的人均年离退休金为8030元，机关与事业单位职工的人均年离退休金为14374元，二者相差6344元；到2009年，我国企业职工的人均年离退休金提高到14747元，而机关与事业单位职工的人均年退休金则上升到21957元，二者差距扩大到7210元。

造成我国城镇企业职工与公务员养老金待遇存在显著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目前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城镇企业职工间不同的养老制度安排，即俗称的养老金“双轨制”。在“双轨制”下，城镇企业职工实行社会保险制度，而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福利性质的养老金制度。前者在退休前需要每月按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养老保险，分别建立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与地区平均工资水平、个人退休前工资水平以及个人账户余额相联系；后者既不实行社会统筹也不建立个人账户，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直接与本人退休前的工资收入挂钩。不可否认，养老金“双轨制”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具有负面影响：一方面，城镇企业职工在退休前需按月缴纳养老保险，而公务员无需缴费；另一方面，二者在退休后的养老金收入存在巨大差别。一般而言，企业职工的退休金只占其退休前工资的40%—60%，而公务员养老金则由国家财政和单位按退休前工资的70%—90%支付，且能够根据在职公务员工资上调而提高。[1]所以即使退休前工资相差无几，退休后企业职工退休金也只有公务员的二分之一。由于我国在职公务员的平均工资高于企业职工，养老金“双轨制”意味着退休后二者的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显著扩大，并由此导致以消费为度量的生活水平差距拉大。

养老金财富作为劳动者生命周期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的消费和储蓄行为有重要影响。养老金财富的差别不仅会直接引起退休后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差异，同时也会间接影响二者在退休前的消费、储蓄和家庭财富积累，从而对个体或家庭一生的福利产生影响。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在当前制度安排下，公务员与企业职工在生命周期中的消费差距，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养老金差别引起的呢？定量回答该问题有助于理解养老金“双轨制”对企业职工消费，尤其是退休后消费的抑制作用，并从家庭消费和效用角度测度养老金“双轨制”的非公平性。[2]

上述问题不能通过简单比较数据中公务员与企业职工退休前后的消费差距来回答。其原因在于数据中观测到的二者的消费差距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养老金差别外，至少有两方面因素会对公务员与企业职工的消费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一是个体的收入变化路径，包括收入水平、收入增长速度以及收入风险。由于公务员与企业职工在收入变化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别，即使不存在养老金“双轨制”，二者的消费支出也不尽相同。二是群体间的异质性偏好，包括不同的风险规避系数、主观折现率以及遗赠动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异质性偏好也会造成公务员与企业职工不同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因此，要正确识别出养老金“双轨制”对公务员和企业职工在生命周期中消费差距的影响，需要在统一框架下考虑上述各因素的作用。

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在生命周期模型框架下考察养老金“双轨制”对公务员与企业职工生命周期消费差距的影响。模型综合考虑了公务员与企业职工不同的养老金替代率、收入变化路径和异质性偏好，并采用似然矩方法(Method of Simulated Moment，MSM)估计模型参数。在此基础上，通过反事实模拟定量分解出了养老金“双轨制”对公务员和企业职工生命周期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享有与公务员相同的养老金替代率将使得企业职工生命周期的平均消费增加4.84%，并且对于财富水平越低的企业职工，该促进效应越明显。同时，养老金“双轨制”能解释公务员与企业职工生命周期中24.3%的消费差距。

既有文献对养老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养老金财富变化对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影响上。在研究手段上，近期的研究通常通过寻找制度变化的自然实验，运用政策评估(Policy Evaluation)手段测度养老金政策变化引致的家庭消费或储蓄变动。在这类文献中，Attanasio & Brugiavini(2003)以及Attanasio & Rohwedder(2003)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前者利用意大利1992年的养老金政策改革，采取倍差法估计表明养老金财富的下降会提高家庭的储蓄率，并且该效应在35岁—45岁个体中最强；后者利用英国三次养老金改革的自然实验，验证了养老金财富与私人储蓄间的替代性，表明养老金财富对家庭储蓄的替代作用总体呈现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的趋势。Bottazzia et al.(2006)同样利用意大利的养老金改革，从养老金替代率角度证明了预期养老金水平与私人财富间的相互抵销作用(offset)，且个体对自身养老金水平的认知越准确，该抵销作用就越强。Engelhardt& Kumar(2011)采用美国HRS数据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养老金财富对私人储蓄的挤出效应，并表明该挤出效应主要集中在财富分布的高分位数上。

国内学者对养老金问题的研究还相对有限。封进(2004)较早测算了我国1997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表明改革提高了各代人的养老金纯受益，缩小了代际不平衡，但加大了高年龄组的代内不平衡。何立新等(2008)的研究较具代表性。他们采用与Attanasio & Brugiavini(2003)类似的做法，在DID框架下研究了1995-1997年间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引起的养老金财富变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养老金财富对家庭储蓄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且这一效应平均在-0.4—-0.3。此外，近期也有部分文献针对如何降低公务员与非公务员养老金待遇差距、促进养老金的公平性提出了不同的建议(郑秉文等，2009；程恩富、黄娟，2010)。

本文的研究与上述文献存在三方面区别：首先，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关注的是养老金“双轨制”对公务员和企业职工两个群体间消费差距的影响，而传统DID方法识别出的是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即政策变化对受干预群体消费或储蓄的影响。其次，在研究手段上，本文严格建立在生命周期模型理论框架下，同时充分考虑了公务员与企业职工在模型参数上的异质性。最后，在计量估计方法上，文章使用了计量经济学结构估计方法(Structural Estimation)获得模型参数，在此基础上通过政策模拟定量分解出养老金“双轨制”对公务员和企业职工生命周期消费差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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