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改革设计重启 人社部部长直接负责

中国保险制度的整体方案设计已经启动。据了解，其内容涉及破除养老金双轨制、做实空账、提高养老金统筹层级与养老基金入市投资等多方面。

接近人社部的人士透露，4月时，新一届各副总理分工落定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多项重点领域改革作出部署，以三个月为期，要求各分管副总理拿出方案。

其中，在的大框架下，分管的副总理马凯向人社部下达任务，要求在今年上半年拿出两个领域的改革方案。其一为公务员薪酬体系改革方案，由人社部副部长何宪负责；其二为养老金制度改革方案，由人社部部长尹蔚民直接负责。

4月25日，人社部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尹成基亦证实，人社部正在进行养老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这“是当前重点工作”。

尹成基概括，这一改革，是要从整体上完善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其原则是增强公平性、适用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目前，人社部正就此听取各方意见，进行研究和论证。

据了解，这一轮养老金改革，很可能沿袭本轮医改的操作方式，多方征集意见后，汇集成数套方案，面向社会公开讨论，最后整合执行。

一位参与方案讨论的人士分析，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未沿用过去官方话语体系中常用的“提高待遇、稳步推进”等提法，是“顶层设计”正在酝酿的表现。这位人士认为，过去十年，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在扩大覆盖面上成绩明显，但在最关键的制度可持续性、弥补空账、承担转制成本、破除双轨制等“攻坚性”改革上，几乎没有推进。

而未来十年，财政负担的将显著扩大、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已容不得继续拖延。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基本养老金制度，以什么样的力度推动改革，如何支付改革成本，皆是无法绕过的核心问题。

养老金之忧

自1997年始建立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下称城职保），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主体，历史最长。其覆盖城镇就业的职工，截至2013年3月底，全国有3.06亿人参加这一制度。2009年底，新型社会养老保险（下称新农保）建立并迅速推广，这是第一个面向农民的国家养老金计划。2011年起，作为一项补丁制度，面向数千万城镇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和无业居民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下称城居保）也得以建立。到今年3月底，参加新农保、城居保两项制度的参保者达到4.86亿人。

从覆盖率上看，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理论上，无论何种就业形态，所有人群都在制度保护之下，并有财政资金和国家承诺做后盾。

但这背后，也隐藏着危机。养老保险是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其基本原理和运行规则，应当是强调自身财务平衡，不能过度依赖财政资金，欧债危机即为殷鉴。

从世界范围看，养老金制度大体分为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两种。前者是由工作者供养退休者，下一代人支持上一代人；后者是由劳动者自身工作时的积蓄，支持其本人退休后的收入。中国的基本养老金中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并存的设计，本意是将两种制度加以融合，取长补短，但囿于中国养老制度的先天不足，其设计初衷并未实现，最终失去了自身平衡能力，走上了过度依赖财政资金补血的路径。

按照人社部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全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2.39万亿元。“养老金不存在支付缺口”的说法，被官方屡屡强调。但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是，自1998年至今，各级财政对养老金的累计转移支付已达到1.27万亿元，这意味着，养老金累计结余的一半以上来自财政投入。

2010年，全国养老基金当期缴费收入1.11万亿元，当期基金支出1.056万亿元，若无当年1954亿元的财政补贴，当期结余仅有555亿元，且有14个省份当期收不抵支。随着支付压力的增加，每年转移支付的数额持续上涨，1998年的补贴资金只有24亿元，2012年已经激增至2648亿元。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老龄化加剧，这一数字还将攀升。

看上去，除去财政补贴部分，目前的养老基金自身结余仍有1万多亿元，但由于目前的养老金统筹层级低，各地区之间无法横向调剂，若财政补贴不及时，一些地区的当期支付缺口将立即显现。

即便不考虑地区差异，从总体数字来看，万亿元积累额也将很快耗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研究团队测算，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上涨，GDP高速增长，不断增加工资（增长率8.7%）和缴费基数，养老金替代率约为社会平均工资51%的条件下，最乐观的估算结果是可维持到2020年，届时将出现3377亿元的养老基金缺口。依此计算，这一年的财政补贴额将增长到万亿元以上。

在远期的未来，情况则更悲观。按照北京大学教授黄益平等学者的研究，长期来看中国政府最大的财政风险是养老金缺口，未来养老金总负债将占GDP的62%－97%，随着养老金支出的迅速上升，甚至有可能超过国有资产总额。

学家胡祖六也认为，虽然目前中国财政支出状况良好，但随着以后的上升，环境、公共医疗等各种“欠债”的追赶，这一类财政支出可能将达到GDP的50%，未来是否可持续，应当审慎。

回溯国际历史，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和里根当政时期，英美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广泛、严厉的瘦身改革，直接动力来自1973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各国财政的不堪重负，以及“二战”后婴儿潮一代将在2010年开始退休、人口赡养率变化的老龄化压力。目前，这两大改革动因，在中国正逐步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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