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祁祥 肖志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中国经济内外再平衡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开始被广泛关注。特别是自2007年以后，随着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经济失衡已经成为最为广泛的讨论话题之一。

经济失衡包括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两个方面(郭树清，2007;樊纲等，2009)。外部经济失衡，或者说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为国际贸易不平衡(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9;李扬、卢瑾，2010)，即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贸易顺差的不断提高。内部经济失衡，则表现为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的不平衡，或者说投资—储蓄的失衡(傅瑜等，2006;郭树清，2007;程选、罗云毅，2008)。

根据Chenery & Strout(1966)提出的“双缺口模型”理论，外部经济失衡和内部经济失衡应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内部表现为投资储蓄的失衡，外部则表现为国际贸易的不平衡。进一步，如果将国际贸易不平衡的结果——经常项目的差额理解为储蓄或资金的国家间转移，那么，内外经济失衡在本质上都属于投资储蓄失衡(IMF，2005;樊纲等，2009)。或者说，一个国家的内外经济失衡属于投资储蓄失衡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刘洪钟、杨攻研，2011)。

对于外部经济失衡的原因，存在各种解释和假说，包括孪生赤字假说、汇率贬值效应假说、全球储蓄过剩假说、布雷顿森林体系Ⅱ假说、美国金融优势假说以及资产组合供求均衡假说等，众多文献也对此进行了文献综述或原因梳理(中国经济增长与稳定课题组，2009;李扬、卢瑾，2010;王道平、范小云，2011)。

从中国内部经济失衡来看，王小鲁和樊纲等(2009)将其概括为“六高”，即高储蓄、高投资、高消耗、环境代价高、劳动密集程度高和出口依赖程度高，与美国的“一低三高”——低储蓄、高负债、高消费、高贸易逆差形成鲜明对比;邹卫星、房林(2008)则明确指出，“以内需不足和过度投资为主要特征的投资消费失衡，是中国经济内部失衡最突出的表现，长期困扰着中国经济”。

关于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源，许多文献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指出，当前中国与民生状况直接相关的政府社会性支出的不足，是导致增长失衡的重要原因。程选和罗云毅(2008)的研究认为，资源品价格长期被人为压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金融资本市场不发达和收入分配不均是我国投资储蓄失衡的四个主要原因。郭树清(2007)指出，“中国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反映了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暴露了收入分配、要素价格和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的深层矛盾。”郭庆平(2009)认为，“中国的低消费、高储蓄作为一种结构性问题，在本质上还是体制改革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制度性因素的结果”。

在上述研究文献中，都无一例外的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是造成我国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①但是，上述文献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对一个国家经济平衡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仍然主要停留在社会保障对居民储蓄(或消费)的影响这一层面。实际上，作为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社会保障制度还将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投资和就业等各个方面。因此，本文将从社会保障制度这一视角来重新全面考察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现象，在深入探讨社会保障缺失与投资储蓄失衡关系的基础上，来解读社会保障缺失是如何导致中国经济的高储蓄率、低投资率和要素价格压制等一系列问题，从而造成内外经济失衡的。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至四部分分别分析社会保障缺失导致高储蓄率、低投资率和低劳动力成本的机制;第五部分全面分析社会保障缺失导致中国经济失衡的原因;第六部分是进一步解释社会保障导致投资储蓄率失衡问题的实证研究;最后是本文的启示与政策建议。

二、社会保障缺失与高储蓄率

社会保障水平影响消费储蓄率已经是被广泛研究讨论的课题，而且大部分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将降低居民家庭储蓄率(Feldstein, 1974, 1996; Leimer & Lesnoy, 1982; Koskela, 1983; David & Menchik, 1985; Hubbard et al., 1995)。这一结论在理论上很容易理解，因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至少有两个直接作用——提高未来预期收入、降低未来风险，而这都将有利于提高居民家庭的消费率。

但是，我国社会保障却呈现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不高，这一点已经被广泛认同;二是结构性不平衡，即农民、农民工和私营个体企业劳动者等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缺失，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等高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则相对完善。据统计，在1990年至2011年期间，城镇居民收入中转移性收入的比重达到24.7%，而农村居民的占比仅为6.5%。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导致居民家庭消费率偏低，而有限的社会保障资源的“群体性错配”则更加剧了这一问题。再考虑到当前我国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仍然相对较低，这就导致我国居民家庭呈现出“未富高储”的显著特点，而内需不足则仅仅是“高储”问题的另外一个侧面而已。

从微观居民调查数据来看，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将导致居民家庭预防性储蓄增加。在历次的居民家庭储蓄动机调查中，突发事件及医疗支出、子女教育、养老都是最为主要的储蓄动机。例如，2008年由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对15个城市大约2100个家庭开展的“中国消费金融与投资者教育”第一期全国性调研结果显示，在被问及家庭储蓄的主要动机时，大部分的家庭是为突发事件及医疗支出(24.06%)、子女及自身教育(23.59%)和养老退休(19.62%)进行储蓄。⑤另外，据中国人民银行自2002年开始的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居民消费意愿比例从2002年3季度的33.4%大幅下降到2012年1季度的17.5%，下降幅度达到47.6%;“更多储蓄最合算比例”则持续上升，从31.3%提高到46.9%。

从宏观层面来看，消费率降低导致消费支出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自2000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逐渐下降，到2011年仅为48.2%，比2000年的62.3%下降了近1/4，这反映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内需求却相对萎缩。而且，居民消费占比已经从1988年时最高的80%下降到2010年时的71.3%，政府消费支出占比则相应不断上升，这表明居民家庭消费增速相对较慢。更进一步，在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消费占比的下降幅度更大，到2010年时仅为23.2%，约为1979年62.3%的1/3强，这里虽然有城市化导致农村人口比重下降的原因，但更多反映的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慢和消费率相对降低的现实。

三、社会保障缺失与低投资率

与社会保障对储蓄率的影响不同，保险保障水平对居民家庭投资行为的影响则很少被关注。但是，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家庭资产配置，还是在金融资产需求领域，背景风险的影响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Doherty & Schlesinger, 1983; Doherty, 1984; Heatton & Lucas, 1997, 2000;孙祁祥、张楠楠，2009)。这是因为，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个人的各项行为，如储蓄、消费、保险购买、资产配置等，都是联合决定的(Joint Determined)，而并非完全独立，因此，将人们的各项行为联合起来进行考察，往往能得到更接近现实的结论。

基于这样一种思路，我们认为，居民家庭对各类风险是进行统一管理的，理性的居民家庭会根据其财富水平、风险厌恶水平选择一定的风险承受总量，而居民家庭面临的诸多风险在理论上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客观损失风险和主动投资风险，居民家庭会根据客观损失的风险规避成本和主动投资风险带来的收益水平等因素将这一风险承受总量在客观损失风险和主动投资风险之间进行配置，以实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⑥由此可见，社会保障水平将不仅影响居民家庭储蓄或消费率，而且将影响居民家庭投资率——资产配置中风险资产的比重。为此，我们运用Mayers & Smith(1983)中效用函数的构建方式，建立社会保障水平与投资率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

值得注意的是，模型的结论及其理论和政策涵义都可以延伸应用到企业投资领域。即居民家庭的概念可以扩展为面临同样风险和投资收益选择约束的私人和个体企业主;社会保障制度的概念可以理解为灾害损失后的政府救助，以及商业保险制度;而风险资产配置的比例，则相应可以扩展为具有较高风险性的创业、生产性投入等实业投资。这样，模型结论对于私人部门投资的涵义可以理解为：社会保障制度(政府救助和商业保险等)的缺失同样会导致私人部门的实业投资动力不足。因此，本文中，我们统一将居民家庭和私营企业主统称为私人部门，从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将导致我国私人部门的投资行为出现两个特点：一是金融证券投资意愿和比率较低;二是私营和个体企业投资动力不足。

从居民调查数据来看，2002年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大队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户均22.83万元的家庭资产中，家庭金融资产为7.98万元，占家庭财产的34.9%。金融资产中，储蓄存款51156万元，占金融资产的比重高达69.41%;股票资产为7374元，仅占10%。⑩另外，我们根据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09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统计显示，进行股票投资的家庭比例仅为9.6%，持有股票、债券或基金任意一种金融投资产品的家庭比例约为14.3%，股票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仅为1.2%，金融投资占总资产比重也仅为1.69%。

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和集体企业投资占主导地位，而私人和个体企业投资则一直维持较低水平。90年代以来，我国私人和个体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都低于15%，近年来虽有一定提高，但仍然仅占20%左右，在1981—2009年期间，平均占比仅为18%;而国有和集体企业投资在2001年以前都保持在60%以上，近年来随着部分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改制，从而使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最大主体，由此反映出在私人和个体企业投资动力不足的背景下我国投资结构中的“政府主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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