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近日,8月20日,湖南岳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患者家属冲击医院和医护人员事件,据院方称,病人因抢救无效死亡后,现场几十名家属试图将主治医生拉到太平间给尸体下跪,在被医院工作人员阻止后,将医生打伤,并打砸了急诊科办公室。随后事态进一步发展,来自岳阳市多家医院的大约200名医护人员到岳阳市政府静坐要求确保医院正常医疗秩序和医务人员人身安全。
针对这一事件,有人认为:治理针对医生的暴力,其实很简单,四个字——依法办事。现有的法律足以处理所有的针对医生的暴力事件,可操作性也不存在问题。只要警察依法办事,放手执法,医闹问题可立即迎刃而解。
但是,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
依法治国,加强执法当然必要,但是,也必须看到的是,加强执法并不是简单的全副武装的警察施展雷霆威力,而是需要依靠整个法治制度的建设。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法制,作为一种制度,由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构成。所谓内在制度,指在一个社会中演化出来的观念、习俗、礼貌、道德等行为规则,而外在制度则是由政府颁布的法律、规章、条文化的行为规范。
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往往存在“家属很悲伤,打砸医院可理解”的观念,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内在制度。这种内在制度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比如,此次在湖南的事故中,家属打砸现场就有三名警察,但是,与其他多次患者家属打砸医院事件一样,这三名警察没有任何作为。恐怕这个时候他们也对家属有同情之心,觉得人都死了,打砸一下也可以理解吧。
这些日常执法行为中的小事,正是法治的基础。如果说体制内的人,像一个个螺丝钉,做好自己的工作,是拧紧了体制机器,是“平庸的恶”的话,那这种“平庸的善”,就松懈了整个法治的机器。在这种内在制度之下,作为外在制度的法律条文、规则、制度就软化了。
更重要的是,外部制度本身也在消解法治的努力。维稳作为一种模式,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广泛地存在于基层政府的行为之中,此次湖南孕妇死亡事件,原因还未调查清楚,政府已经开始与家属谈赔偿,其动机当然就是维稳。
公安部不是没有发出过严打医闹的政策,这种条文式指令,正是一种典型的外在制度,但是,在此次事件中,不管是在场群众、警察的观念,还是政府出于维稳之需的迅速赔偿,都立即消解了这种通过外部制度加强法治的努力。
理论上,这些弊端都可以通过加强“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来解决,但是,当作为外部制度的法律本身也存在很大不完善,甚至矛盾的时候,“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但不能解决医生的困境,反而会使他们陷入更大危险。
医生游行,本应是他们的权利,但是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游行需要公安机关的批准,在现在维稳的政治氛围下,要得到批准,可以说是天方夜谭。那么,湖南岳阳市的200多名医生,在市政府门口静坐聚会,已经违法,甚至有可能落入寻衅滋事这一非常常见的罪名。
事实正是如此。今年年初,“走廊医生”兰越峰所在的绵阳市人民医院100多名医务人员集会,要求主管部门、人民医院开除兰越峰。根据媒体报道,兰越峰上访的诸多诉求中,甚至包括要求前夫与她复婚。由此可见,无论如何,这些医生集会要求开除兰越峰,肯定是有其理由的,其表达也是平和的,未涉及暴力,但是,结果却是有六名医生因集会而被行政拘留。
可见,加强执法,并不见得如很多人所愿,严惩的一定是暴徒,也可能指向委屈的医生。实际上,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还广泛存在类似的例子。那么,这个法律还该不该遵守呢?
这一提问,正是公民抗命概念所想问答的,公民抗命的概念,简单的说,即守法的公民发现某一条或某部分法律、行政指令是不合理时,所处采取的非暴力的态度和行动,并且承担这一行为的法律后果。但是,当在一个国家的法制中,存在广泛的公民抗命空间的时候,即使那些合理的法律,也会受到质疑。既然人们同情示威的医生,觉得他们无处说话,那么激愤的患者家属面对的则是官官相护的医疗管理部门,内部人自查自纠的医疗事故鉴定体系,让人无法信任的司法系统,显然,他们更有理由不去遵守法律,而是按他们所认为的最有利的方式去行动。
这也就是说,当外在制度中存在恶法的时候,其影响不仅仅限于恶法本身的领域,而是会波及到其他的法律,使法制充满了逻辑不自洽让人无所适从,最终,法治也无法达成。
所以,加强执法四个字,看似容易,但真做起来却很难,与强拆、农地征用补偿、司法冤案、城管等中国其他问题一样,医患纠纷的解决,最终还是需要靠一个更完善、更自洽的法律体系,而这也注定是一个长期过程。当然,这绝不是说,技术性的、行政性的办法毫无用处。相关部门,即使改变不了大的法治环境,也应该在医疗领域内积极改善,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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