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均：“二胎新政”还需更好的制度安排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对于计划生育国策再次作出了调整。具体的提法是：“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上述计划生育新政无疑是一个顺应国情民意的决策。

然而，“全面放开二胎”的新政能否实现提高人口出生率的目标，我们也许还不能过于乐观。据人口学专家披露，2013年，中共十八三中全会出台了“单独二胎”政策，按当时的测算，符合申请条件的夫妇应该有1000多万对。专家们估计，最终可能会有200—300万对夫妇提出申请。但是结果申请者只有150万对，仅为12%左右。如果再减去申请后未能成功怀孕的和因为各种原因放弃生育的，能有100万个二胎婴儿出生，那就很不错了。

现在“全面放开二胎”，据说适龄的妇女有1亿。新政出台之后，在网上又传出有专家预测，估计愿意生二胎的适龄夫妇能有300—800万对，折中一下就是500万对。专家认为，如果加上原本每年出生的1700万新生儿，那么总数就会达到2200万。

然而，以上数字是根据这两年“单独二胎”的生育情况得出的。而涉及“单独二胎”的1000万对符合条件的夫妇，因为涉及独生子女，应该大多是城市居民。现在“全面放开二胎”后的所谓1亿，可能80%以上，也就是8000万以上符合条件的夫妇其社会身份都是农村居民了。所以，真实的情况应该会有很大的差别。

实际上，根据国际经验，即使没有计划生育，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富裕起来后，人们的生育意愿都会随之下降。这是因为，经济起飞，是靠辛勤劳动得来，当一个普通居民家庭想挣得更多的收入，工作压力自然加大。同时，生活富裕导致物价上涨，养育孩子的成本也随之上升。加上处于生育年龄的年轻夫妇要追求自身更高的生活水准，生活压力无形中增加。毫无疑问，以上种种因素会导致生育的意愿的减弱。世界各国皆如此，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

要强调的是，在中国农村，80后、90后乃至00后，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和老一辈截然不同了。尤其是外出打工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包括生育观念在内的生活理念和价值判断，可能与城市的年轻人已经几乎没有差别。但是，就“国民待遇”而言，他们却“天生”地处于不利的境地。

因此，在“全面开放二胎”新政出台之后，对于这个生育政策的大逆转，身负重任的计划生育部门更要努力转变思想。80年代以来，国人已经习惯地把计划生育与“少生”、“独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其实，对生育的“计划”，其本意就应该是：孩子生的过多时就要倡导少生，而生的过少时就要倡导多生；而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应该是后者。因此，生二胎的“社会抚养费”就师出无名，应该可以寿终正寝了。

在“全面放开二胎”之后，政府还须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包括家庭福利和儿童福利，尤其要对农村家庭给予特别的重视和支持，这样才有利于实现提高生育率的政策目标。今后计划生育的工作方式，应该不再是一种以罚款等强制手段为后盾的“指令性的计划”，而是以帮助居民家庭解决生育和养成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加上适度普惠的社会福利为手段的“指导性计划”。

就目前中国普通居民家庭，按其收入水平，要养育两个孩子负担着实不轻，而与生俱来的社会身份是农民的年轻夫妇背负的社会经济压力更甚。近年来，因为留守儿童引发的社会问题，关于儿童福利问题，学界讨论得比较多。在讨论中发现，中国居然没有一个起码能够自圆其说的儿童福利制度。所以，针对家庭和儿童的社会服务必须跟上，尤其是在农村。不然的话，“全面放开二胎”可能又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另一种问题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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