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养老风险：策略与期望的代际差异

【内容提要】:文章基于全国10个省份1032位农民的调查数据，利用交互分析、卡方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实证分析农民养老风险、策略与期望的代际差异。研究表明，农民养老风险并不非常突出，但代际差异明显；农民养老策略，形成了一种以独立养老为主、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以社会养老为补充的“福利三角”框架,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农民独立养老意识逐渐增强,社会养老保险正在被农民所接受，家庭养老在农民养老策略中处于基础和稳定地位;在面临养老困境时,农民依然把最大的期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但其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正在觉醒。

一、问题的提出

不同年代的农民，他们的生存环境、养老资源及养老观念均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影响农民对养老问题的认识和对养老风险的判断，还将影响农民的养老策略与期望。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养老问题已成为影响国家全局的一个战略性问题。作为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大国，农民的养老问题又显得更加突出。农民到底面临着多大程度的养老风险？农民的养老风险、策略和期望是什么？他们的代际差异及其变动趋势是什么？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回顾已有文献,农民养老问题的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同时期，人们关注养老问题的角度不同。如果从养老的四个方面，即“谁来养“养不养’、“怎么养”和“养得怎样”来看“怎么养”是人们关注最多的问题（宋健,2001)。进入21世纪,人口老龄化呈高速发展态势,农村老龄化程度更高、速度更快,人们对“老无所养”的担心曰益突出,农民养老风险和风险制度构建成为关注的隹点。

关于农民的养老风险，邓大松等（2008)从风险理论角度,界定了养老风险内涵，分析了我国养老风险的特征、引致因素及对策；刘冰等（2012)认为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是农村养老风险的诱致因素“新农保”具有防控养老风险的能力。乐章(2005)、于长久(2011)研究表明，农民对养老问题并未表现出过度的忧虑。家庭养老是农民养老的主要模式,其实质是子女养老。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农村独生子女家庭，面临更加严重的养老风险（穆光宗,2007;宋健,2013)。

关于农民的养老策略，已有文献鲜有从制度需求角度研究农民多样化的养老策略。一些学者尽管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农民的生计策略（许汉石等,2012;蒙吉军等,2013),但他们将农民养老纳入农民生计之中，未单独考察农民的养老策略。于长永(2010)的研究显示，农民养老策略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风险治理理论指导下,注重农民的期望与需求，是实现风险善治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大多忽视了这一问题。于长永（2010)虽关注到农民的养老期望问题，但只分析了养老期望的地区差异。

农民当前面临的养老问题，有的是制度原因造成的，有些是历史原因导致的，这显示了研究农民养老问题代际差异的价值。本文从实证角度对上述问题加以分析。数据来自2009年2月份在全国开展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问题”调查，调查员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专业的15名本科生和15名研究生构成。按照分层随机抽样原则，选取东部（江苏、浙江、山东）、中部（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和西部（陕西、四川、广西）三个地区10个省份30个行政村,发放问卷1050份,回收有效问卷1032份,有效回收率98.3%。

二、农民养老风险及其代际差异

(一)农民养老风险及其测量养老是指赡养老人或“老有所养”养老的实践内涵可界定为度过老年生活（穆光宗，2007)。养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养老几乎包含老年人需求的全部；狭义的养老主要包括经济保障、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本文指的是狭义养老概念。风险的本质是不确定性，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风险是指既有损失发生又有盈利可能的不确定性;狭义的风险是只有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养老风险可界定为“老有所养”的不确定性或“老无所养”的可能性。

如何测量养老风险呢？本文认为，农民是理性的,他们根据自身条件与社会政策环境，对自己老年生活安全的一种合理判断与担心程度，能较好地反映农民的养老风险。本文问卷中将其操作化为两个指标“根据您自身的家庭情况和个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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