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赔偿：农民工缘何走调解少拿20%？

【保险案例】2013年3月9日，来自河南信阳的小罗在北京石景山区一家酒楼做面点时，手掌被带入压面机中，导致左手四根指头的肌腱、神经被压断，原因是酒楼压面机器老化、年久失修。

据了解，小罗是2012年11月到这家企业上班的，由于一直没有签合同、从未上保险，小罗多次同老板协商工伤赔偿均被拒绝。手指受伤后，小罗无法继续工作，工资也被停发。几经周折，小罗找到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时福茂律师，经过时律师的多方努力，使该企业与小罗达成调解协议，很快拿到两万元的赔偿。

记者在采访此案时获悉，如果走法律途径，小罗可以得到3万元左右的赔偿，但小罗表示不想继续打官司，只要能尽快拿到赔偿，少一点也认了；对于受伤的手指还需要二次手术的问题，小罗表示自己还没有具体打算，到时候再看。

时间和金钱成本构成维权门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遭遇工伤后，因没签劳动合同就得不到正当赔偿，无正当理由被老板随意解雇……农民工合法权益被侵犯的问题日益突出，由于缺乏证据，导致发生劳动纠纷后维权困难。许多案例显示，通过法律援助机构的协调，只要能拿到赔偿款，受害者就不愿再耗时打官司。

在致诚公益代理的案件中，和解案例占60%，一般和解赔偿款能达到要求的80%左右，就算和解成功。如果继续打官司，所费时间更长、金钱更多，而判决后如果被告拖延赔偿或拒绝赔偿，等法院执行再到农民工拿到赔偿，又需要很长时间。这些都加大了农民工的维权成本。“丰台区的案件从立案到审理要十个月，判决后执行还有一段时间。”时律师表示，打一个简单官司需要一年半左右。“诉讼时，农民工常说，如果我们承诺帮助他们，就来点‘实在的’。”

时律师表示，农民工普遍缺乏安全感，尽快拿到赔偿款，他们才踏实。由于雇主普遍强势，只要愿意赔偿，农民工都会通过调解将大事化小，彻底解决问题。业内人士表示，维权成本太高，是农民工不敢主张自己权益的最高门坎。

不懂法致败诉悲剧

农民工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他们唯一的资本就是自己的劳力。时福茂律师表示，农民工找工作时最看重工资，如果能找到一份高薪工作，甚至管吃管住，他们就不太在乎是否加班、是否辛苦。由于身处弱势，他们也怕因提条件而丢掉饭碗。“老板让干什么都得干，做不好就得走人。”小罗表示，如果不是伤了心，决心不在这里干了，也决不会走到找律师和老板打官司这一步。

根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外出受雇农民工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仅占43.9%。

时律师表示，在致诚公益代理的农民工被侵权案件中，签订劳动合同的只有30%左右。由于农民工流动性较强，单位难以为他们集体办理保险。此外，大部分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不会考虑长远利益，经常为一时的得失不愿意办理保险。由于办理保险后农民工收入减少，雇主成本增加，而这部分钱又没有进入农民工的口袋，他们觉得赚得少了，就与雇主形成“默契”不办理保险。导致劳动纠纷发生后，雇主没有约束，农民工缺乏保障。

由于缺乏法律常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的劳务费计算方式、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等，仅与雇主口头约定。上工后，他们不会用心收集考勤证明、雇主欠条等证据，很多单位也没有考勤记录或派工单等书面证明。发生劳动纠纷后，农民工往往因证据不足，导致败诉的悲剧。

不汲取教训致侵权案重复发生

时律师说，致诚公益曾为一位农民工先后三次代理过欠薪、讨薪案件，只是每次追讨对象不同。他观察到，那些经历过遭受侵权、通过法律维权、接受普法常识的大多数农民工，事过之后，还是按以往方式不签劳动合同、不上保险、没有任何社会保障。

2006年4月26日，由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开办的北京农民工普法学校成立，这是北京首家依托专业公益律师为农民工传授法律知识的学校。普法学校免费向农民工开放，老师都是长期帮助农民工免费打官司的律师，他们结合具体案例，告诉学员如何依法维权。为减轻负担，普法学校特意为每位听课的农民工发放20元～40元钱不等的公交卡，但很少有人主动自愿听课。

据时律师介绍，农民工普遍认为，自己不懂法律没关系，有了问题找律师；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工时长，不能请假。他表示，只有社会各界不断努力，给农民工更多的关心和帮助，需要给予足够的时间，这个庞大群体的维权意识和法制观念才能慢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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