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子乐 黄少安：二元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下的转移支付

一、引言

2011年开始实施的《社会保险法》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政府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下面简称“新农保”)视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1]。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由政府财政全数支付，由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城镇(在减免了农村税费以后更是如此)，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城镇对农村的转移支付，被视为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途径(邓大松和刘远风，2011)。

农民收入偏低的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关注，解决思路大体上有两种，第一种是城市化：农民进城后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留守农民的收入也会因为人均耕地面积的扩大而提高。一般认为，城市化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根本手段(武少俊，2000；黄少安，2003；林毅夫，2003，2004)。可以认为，这属于“市场化”的解决办法。第二种思路则是，政府向城镇部门征税以补贴农民，可以称之为“行政化”的解决办法，新农保也属于其中之一。然而，正如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政府出于善意的行政干预，常常会扭曲市场机制，结果适得其反。既然“城市化”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市场机制，那么，政府对城镇部门征税以向农民发放养老金，会不会扭曲这种市场机制，导致农民收入不升反降呢?这正是本文的研究内容。值得强调的是，本文的研究虽然以新农保为主要背景，但本身仍属于理论研究，抽象掉了许多现实因素，因此只能提供一种分析视角，而不可能反映事实的全部。对新农保政策效果全面而实际的评估，更多地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

本文思路如下：如果居民的养老金是与“身份”(在中国表现为“户口”)挂钩的，那么，(1)如果人口可以自由迁移，即农民进城后会获得市民身份，那么，均衡结果将是城乡居民总收入(即工作收入加上养老金现值)相等。政府为了实施转移支付而向城镇征税。这会降低城镇居民总收入，因此也会降低农民总收入。具体原因在于，城镇居民税收负担的增加，降低了农民向城镇迁移的动力，令过多劳动力滞留在农村，降低了农民收入。(2)如果人口迁移是“半自由”的，即农民(指具有农民身份的居民)进城后不能获得市民身份，那么，由于养老金与身份挂钩，农民的迁移决策只受工作收入的影响，均衡结果将是农民在城乡获得的工作收入相等。基于与前面类似的逻辑，转移支付会降低农民的工作收入。但是农民的养老金会增加，这能否弥补其工作收入的损失，取决于市民(指具有市民身份的居民)占人口比例是否足够高，市民占人口比例越高，分享养老金的农民就越少，因此每个农民获得的养老金就越多。此外，养老金需要根据利率折现，如果利率很高，养老金的现值就会很小，无法弥补工作收入的损失，因此利率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本文将建立一个简单的两部门模型，证明上述思路的合理性。

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评述了相关研究，第三节给出模型的假设，第四节分析了当人口自由迁移时，转移支付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第五节研究人口“半自由”迁移时的情形，并对比了不同的给付方式，第六节研究了政府征收间接税时的情形，第七节是结论。

二、相关研究评述

社会养老保障对居民收入和劳动供给的影响，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相关文献很丰富，Lindbeck和Persson(2003)对此做了详细综述。然而，只有极少数文献在两部门(或多部门)框架下对这一话题进行理论研究。Groezen等(2007)、Fanti和Gori(2010)、Corsetti(1994)及Schmidt-Hebbel(1997)采用了两部门框架，但他们的研究都不涉及部门之间的转移支付。在主流文献当中，研究二元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下部门之间的转移支付的，似乎只有Jung和Tran(2012)[2]。他们建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通过数值校准模拟出巴西九十年代初的情形。他们发现，转移支付会扭曲部门间的资源配置，福利影响则比较复杂。本文与Jung和Tran(2012)的一个显著差别在于，他们没有考虑“身份”因素，而本文重点关注这一因素。

除了社会保障方面的文献，还有一类文献与本文的研究方向较为接近，那就是与“工业反哺农业”(下面简称“反哺”)相关的文献。

林毅夫(2003，2004)认为，向工业部门征税以补贴农业，会造成农产品过剩，导致产品滞销或者价格过低(这意味着对农业的补贴反而会伤害农业)，长期而言，提高农民收入的唯一办法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蔡昉(2006)的观点与此类似。

在此基础上，安同良等(2007)提出了“强制性反哺”(向工业部门征税以补贴农民)与“自然反哺”(农民向工业部门转移从而获得更高收入)的概念，他们发现，高税率对“强制性反哺”和“自然反哺”都不利，并且，政府对“强制性反哺”的偏好越强，最优税率反而越低。但在他们的模型中，政府并没有把工业部门的税收用于“三农”。此外，他们没有把农民的收入内生化。本文则假设政府会把税收用于增加农民收入，并把农民收入内生化。

皮建才(2009)在蔡昉(2006)的基础上，研究了强制性的“反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通过对比转移支付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与农民需求扩大所产生的“启动效应”，他发现，从农村流向城镇的人口越多，强制性“反哺”提高社会福利的可能性就越小。但是他并未把人口迁移以及农民的初始收入内生化，因而没有考虑到，强制性“反哺”会阻碍人口迁移从而降低农民的初始收入。本文则把两者都内生化。

此外，本文与现有文献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本文考虑了身份制度(或者说户籍制度)与“强制性反哺”的关系，现有文献虽然很关注户籍制度，但仅仅考虑到其对“自然反哺”效果的影响，而本文将证明，其对“强制性反哺”的效果也有重要影响。

三、模型的假设

假设一个国家同时存在城镇部门和农村部门，两个部门都是竞争性的，其生产函数均为C-D函数，城镇的产出(Yu)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