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日常费用支出的影响

一、引言

投资、消费和出口一直以来被看作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突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市场需求不足导致出口增速放缓，扩大内需和促进消费成为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需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加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居民高储蓄率也为通过扩大内需，促进增长提供了可能，其中占我国人口60%的农村居民是我国最大和最具潜力的消费群体。

如何增加居民消费，扩大内需，打破储蓄率居高不下的状况，促进经济增长成为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学术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白重恩等，2012)。有学者认为，根源在于我国还没有建立健全的体系，家庭不得不为养老、教育及可能发生的大额医疗支出进行预防性储蓄，从而导致消费倾向偏低，因此应该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来促进消费。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当前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根本在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考虑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有可能间接减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因此应该更多地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扩大内需，促进消费。

通过建立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否促进居民消费，扩大内需并进而促进经济增长，需要经济理论的支撑和实证研究的验证。在理论研究方面，Modigliani(1970)提出并形成了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为研究社会保障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理论认为，理性经济人会在相当长时期的跨度内进行消费和储蓄决策，根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的最佳配置。

通过对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一些假定的完善，一些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扩展。对费尔迪斯坦在分析财富替代效应和引致退休效应的基础上提出扩展生命周期理论(Feldstein，1974)，认为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会影响个体生命周期内的收入流，并进而对个体的消费和储蓄决策产生影响，社会保障对消费和储蓄的净影响取决于财富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之间的权衡。在一个不考虑借贷约束及不确定性的生命周期消费储蓄模型中，消费、储蓄和养老金之间存在3种不同的关系。当养老保险的缴费和收益相当时，不会影响当期的消费；如果养老保险收益大于缴费，将会增加消费；当养老保险的收益小于缴费时，消费会下降(Feldstein and Liebman，2002)。巴罗等人提出了代际转移支付理论，在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引入了代际之间的利他主义，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保障对储蓄和消费的影响(Barro，1974)。也有研究沿着Fisher(1930)的思路，结合心理学理论，从个体行为分析的角度推演出理性经济人假定不完全满足时社会保障对个人储蓄和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上述研究为分析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和消费的影响进一步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

以上述理论分析框架为指导，国际上有一些研究开始利用统计数据验证上述理论，实证地分析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和消费的影响，多数研究指出社会养老保险对减少储蓄或促进消费有一定的影响。利用美国1927-1971年总量时间序列数据，Feldstein(1974)通过对消费函数的分析，估计出美国社会保障计划导致私人储蓄降低了30%～50%。Danziger、Haveman和Plotnick(1981)使用同样的数据，在调低Feldstein(1974)研究中社会保障计划条件下的资本存量比率后，得出了不尽一致的结果。利用更新到199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Feldstein(1995)对上述关系再次进行验证，得出了相似的结果。但Leimer和Lesnoy(1982)使用1957-1977年间美国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实证估计结果表明社会保障对储蓄基本没有产生作用。也有研究利用养老保险在不同地区的差异估算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的挤出效应。使用加拿大的截面数据，估计出加拿大的社会养老保险缴纳的养老金替代了约25%的家庭储蓄(Dicks-Mireaux and King，1984)。利用美国的截面数据，Hubbard(1986)的研究发现美国社会养老保险缴纳的养老金对储蓄的替代率为18%。也有研究分析了养老保障对不同人群的消费和储蓄决策影响的异质性，指出社会养老保险对不同教育程度和资产家庭的消费和储蓄决策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Kotlikoff，1979；Gale，1998)。也有一些研究直接分析社会保障体系对居民当前消费的影响，指出社会保障体系对消费有显著促进作用(Kantor and Fishback，1996；Engen and Gruber，2001)。

国内也有一些关于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刘畅(2008)，张继海(2008)，以及杨河清等(2010)的研究指出，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能够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从而拉动消费，即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存在正向的引致效应。王晓霞和孙华臣(2008)使用多元回归模型证明了社会保障支出是居民消费的Granger原因，社会保障对我国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社会保障每增加1%，消费支出下降0.37%。整体来看，国内关于养老保险对家庭消费和储蓄的实证研究还处于发展中阶段，且主要集中于研究养老保险对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影响。即使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主要针对城市居民的养老保险改革，其对家庭消费和储蓄的影响还没有被充分地评价(何立新等，2008)。由于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改革滞后于城市养老保险，因此研究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储蓄和消费的影响非常少见，使用微观调查数据分析农村养老保险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实证分析更是缺乏。

2009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开始逐步在全国推广，这一政策的实施为研究农村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提供了可能。新农保与1992年实施的“老农保”制度相比，保障力度大大提高。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三部分构成，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100～500元5个档次，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中央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因此新农保政策的实施既体现了政府的责任，增加了对农民参保和缴费的激励，更具有社会福利性，还部分解决了老农保保障水平过低和基金难以安全运营的问题(徐清照，2009)。由于保障力度加大，同时这一政策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方式逐步展开，这为实证研究新农保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提供了可能。

在构建“内需驱动、消费支撑”发展模式，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下，分析新农保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将根据相关经济学理论，使用农户层面的微观调查数据系统分析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具体说来，在当前人口逐步老龄化和促消费、保增长的背景下，新农保政策的实施是否会影响农村居民的家庭日常费用支出？如有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影响的程度有多大？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通过深入的实证研究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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