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当养老由个人算计上升为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时,养老保险制度是基于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或几代人群体性老年风险的分摊,而不完全按照个体所费与所得来算账。这一制度的科学性在于,将个体不确定的养老风险通过稳定的制度安排来化解。只是细究我们的养老制度形成过程,在不同时期的碎片化使得养老问题变得复杂。当我们以家庭为单位来看待不同时期、不同体制内养老收入的差别时,这种碎片化和不公正就更加明显。大家没有按一样的方式往养老金池子里边交钱,也没有按一样的方式从里边取钱,参保人对制度的预期就缺乏安全感。
当社会的长寿风险越来越加剧,每个人都难以回避自己的养老问题。在我们所采访的不同个案里,靠房子养老几乎成为中年人的共同打算——在自己不同的老龄阶段一套套地卖掉奋斗时攒下的房子,换取体面的老年生活。于是估计在我年老时,一群群准备到东南亚的低成本国家度假定居的中国老人,纷纷挂出自己的卖房告示,将不动产变现来最后享受一把。原来,到我老年时,我还要和同龄人竞争卖房子。这样的情景既让人欣慰于中国人靠着房子增值,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又哀叹于当人们对制度信心不足时,制度永远不会成为可以信赖的首选。既然我们正在每月认认真真地缴纳自己的养老保险,我们非常害怕被社会保障制度所抛弃,那么我们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向当下的养老制度要保障,在主张个人权利的同时,完善漏洞不断显现的现行制度,要求一个公平独立的养老保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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