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社保改革绝不应包括延迟退休

报载：“社科院专家：延迟退休是社保改革唯一可行途径”。虽然发表这个意见的是我的同事，但很遗憾，我仍然要对此持反对意见：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可能提出的各种选项中，绝不应该包括“延迟退休”。

但在这篇与记者的对话中，延迟退休的“唯一可行”被特别强调：“所有这些制度参数毫无疑问都将告诉人们，长期来看，这个制度的财务风险是巨大的，不可持 续是必然的，调整参数是必须的，而提高退休年龄则是唯一可行的。”平心而论，这个断言未免有点武断。为什么是“唯一可行”？通篇阅读，并没有看到论者举出 充分的理由。

在其他的场合，曾经见过关于上述“唯一可行”的理由，论者事先划定了一个框框，说社保改革只有三种选择：一是进一步提高 缴费标准，二是通过投资运营实现增值，三是推迟退休年龄。因为前两种选择都不可行，所以就只能推迟退休年龄了。这个说法是纯粹把社会保险当作“保险”来看 待了，以上三种选择实际上就是：一“多缴”，二“增值”，三“少发”。既然“多缴”和“增值”都做不到，所以只能背信弃义地“少发”了。

然而，“社会保险”与“保险”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纯粹的“保险”只涉及保险者和被保险者（缴费者）两个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老龄化的发展使参保缴费 的人减少，资金投资经营又难以达到保值增值的目标，那就只能少发了。但是，社会保障理论和《社会保险法》都告诉我们：作为社会再分配的一部分，“社会保 险”的筹资是三方分担的，除了企业和个人缴费以外，还有一个“最后出台的角色”政府。政府不但是“保险人”，而且是作为社会分配和再分配的最终责任者要确 保公民的基本生活水平这样一个重要角色出台的。所以，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政府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所以，当专家们断言“现收现付不可持续”，“社保基金存在缺口”，“延迟退休唯一可行”时，都是撇开了政府的责任，不考虑财政投入，仅仅在“保险”的框框中以纯粹“技术眼光”找出路的结果。

如果加上政府财政的补贴，结果肯定就会大不一样。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当前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制中，对基本养老保险进行财政补贴是国际惯例。说句大白 话，专家们的目标是要帮政府“省钱”。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平分配是人民公仆的最重要的执政理由之一，而经济增长却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执政的正当性或 合法性，。

在与记者的对话中，有一个概念被巧妙地偷换了，在谈到公众极为恼火的“双轨制”时说到：“由此看来，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阻 力不是来自提高年龄本身，而是更多地是来自对社保制度的不公平和改革的"碎片化"的愤慨和无奈。”按照这个的说法，只要事业编制人员和公务员也缴费，延迟 退休年龄就能够被接受，这是事实吗？

实际上，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于中国70%的劳动者来说，延退会造成一个退休前10—20年的“收入困难期”甚至“收入断档期”。也就是说，在当前的中国国情下，他们根本不可能工作到65岁。但是，延退方案的设计者还试图要他们在这个困难时期继续缴费。

至于“中国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仅为15年，还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这显然也不是事实。这个规定只对改革后因为制度安排的变化导致缴费不满15年的劳动者有效，而对到达法定年龄前缴费已满15年的根本无效，哪个参保者不被要求必须缴费到达法定年龄才能拿到养老金？

另一方面，如果企业都想方设法留着这些老员工到65岁才退休，这样的企业与20世纪90年代下岗大潮前又有什么区别？所谓企业中的三分之一“冗员”，说到底不就是“40—50”难道企业改革要再次“倒退”？

总而言之，对话中提到的联合国对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的“预测”即使“很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现有国情之上的。如果70%的劳动者出现10—20年的收入断档期，这个“预测”会成为事实吗？说到底，这才是公众反对延迟退休的根本理由。

作者简介：唐钧，和讯专栏作者，硕士，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学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公共管理硕士（MPA）和社会工作专业 硕士（MSW）导师，天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社会学学会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 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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