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宜勇：社会政策要托全面深化改革的底

近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深入细致做好社会托底工作，扩大人民群众获得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更好统筹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进一步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

“社会政策托底”为何要连年提、反复提？“社会政策托底”应托什么底？2017年应该从哪些方面重点突破，切实发挥社会政策托底作用，扩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

杨宜勇认为，从责任角度看，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党和政府施政的最高准则。从老百姓的视角看，民生是指与实现人的生存权利有关的全部需求和与实现人的发展权利有关的普遍需求。民生既包括生存条件，又包括生活质量。我们必须不断完善社会政策的科学形成机制和社会政策的科学体系，确保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落实落实再落实。

在特别强调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今天，社会政策的作用与日俱增

中国经济时报：应当注意到，自2013年以来，中央领导和中央文件中反复提到“社会政策要托底”的要求，明确强化了社会政策的概念。为何要连年提？

杨宜勇：民生即名声。古语云：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经济政策多是鼓励竞争的政策，追求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既要鼓励创新创业，又要宽容试错失败，这就离不开社会政策的托底。而且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整个社会政策的托底水平也必须与时俱进。因此，在今天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同等重要。

社会政策，顾名思义是具有社会性的政策，它以增进社会整合、促进社会进步为目标，集中于促进社会生活福利和协调发展的各方面，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医疗卫生服务、房屋政策、教育政策、老人、青少年、妇女儿童的福利、社区与非营利组织发展，等等。社会政策起源于工业社会初期的社会管理实践。社会政策虽然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但有满足社会主体多层次需要的多元性，也有集中于“公平”和“权利”的本质属性，因而是和谐社会中不可缺少的公共政策成分。在特别强调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今天，社会政策的作用与日俱增。因此，在经济新常态的情况下，连年提社会政策托底，这里面既有体制机制性政策的要求，也是这个特殊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

社会政策首先要托全面深化改革的底

中国经济时报：“社会政策托底”应托什么底？

杨宜勇：社会政策首先要托全面深化改革的底，既要推进必要的体制机制改革，又要保障新旧体制机制的平稳转换。社会政策其次要托全面依法治国的底，既要全面加强法治建设，又要保障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比如说依法赔偿、打击老赖、社会矫治，等等。社会政策要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一个人都不能少，离不开精准扶贫和社会保障。社会政策要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底，“三去一降一补”毫无疑问会产生社会振动，我们要把这种社会振动的幅度控制在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不能诱发大规模的上访。社会政策要托突发事件的底，确保危险时刻安全有保障、灾害有救助、疾病有救护。

“获得感”的提出，使人民得到的利好有了进行指标衡量的可能

中国经济时报：会议提出，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深入细致做好社会托底工作，扩大人民群众获得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2017年应该从哪些方面重点突破？从哪些方面着手完善制度？

杨宜勇：守住民生底线，就是要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务，民生工作只能进不能退，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只能比现在更好。突出重点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要有所侧重，对重点群体和重点地区进行倾斜，要重点保障低收入群众基本生活，做好家庭困难学生资助工作；要注意稳定和扩大就业，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要善待和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强化大企业社会责任；要加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继续完善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办法，提高统筹层次；要继续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加快棚户区改造。完善制度就是坚持目标导向，民生改善政策要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过程，从“人治”向“法治”过渡，更多地依靠客观、公平的政策调整机制来完成。

比如2017年重点要完善农村产权制度，进一步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归属，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利，广辟农民增收致富门路；要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出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要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不断增强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和均衡性。引导预期，就是要促进形成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预期，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又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总而言之，一切的一切就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一方面“获得感”有别于“幸福感”，它强调一种实实在在的“得到”，如果不讲“获得”而一味强调幸福，就容易流于空泛；另一方面，“获得感”的提出，使人民得到的利好有了进行指标衡量的可能。

社会政策托底既不是越低越好，也不是越高越好，而是适度最好

中国经济时报：社会政策最基本的任务是提供民生保障。会议强调，更好统筹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进一步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如何切实发挥社会政策托底作用？

杨宜勇：社会政策托底，改善民生是根本。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社会政策的奋斗目标。要在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制度安排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保障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经济发展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前提，离开经济发展谈改善民生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改善民生是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指南针”，持续不断改善民生，能有效解决群众后顾之忧，调动人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又能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拉动内需，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提供强大内生动力。改善民生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首先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承诺了的就一定要兑现，要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其次，还要意识到群众对生活的期待是不断提升的，改善民生不能脱离这个最大的实际提出过高目标，只能根据经济发展和财力状况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决不能开空头支票。一些国家的教训表明，民粹主义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我们改善民生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将收入提高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将福利水平提高建立在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因此，社会政策托底既不是越低越好，也不是越高越好，而是适度最好。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中国经济时报：在充分发挥社会政策的托底作用方面，您有哪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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