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待降“五险一金”减少人工成本

国家发改委公布研究报告我国社保总费率高居全球13位

29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了来自该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称当前我国企业职工五项社保总费率为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39.25%，在列入统计的173个国家地区中列第13位。

报告认为，“五险一金”费率长期居高不下使得我国制造业正面临巨大挑战。而调整五险一金缴费水平，正是减轻企业生产经营负担的重要举措。

■现状

在我国雇1名工人可在印尼雇3.5名

目前各地10%到24%的住房公积金缴费，我国“五险一金”的名义费率已经达到60%左右。

这则研究报告提出，我国“五险一金”费率长期居高不下，再加上尚待完善的缴费基数确定和增长机制，成为带动企业用工成本持续上涨和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平稳的重要因素，使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大打折扣。

报告分析，在我国雇用1名工人的费用，在泰国可以雇用1.5名，在菲律宾可以雇用2.5名，在印尼可以雇用3.5名。这使得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被东南亚国家所取代。

■应对

降低企业缴费水平减负可转化为增收

报告分析，合理调整五险一金缴费水平，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费率决定机制，是减轻企业生产经营负担，控制用工成本过快上涨，推动劳动要素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举措，这有利于稳增长、促就业、调结构。

同时，在不影响参保人员待遇水平情况下，降低企业和职工当期缴费水平，也为激发企业用工活力，推动企业收入分配和薪酬改革，提高职工当期工资性收入提供契机。

按照我国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收入情况初步测算，下调社保缴费率政策每年可为企业减负1000亿元以上，下调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每年可以为企业减负400亿元左右，各项措施综合减负效应在1500亿元左右，从而大幅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为企业“减负”和“松绑”起到了积极作用，并有利于助推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报告称，假定企业减负部分以50%比例分别转化为职工增收和企业投资建设，按照以往投资和消费与GDP弹性关系推算，并扣除政策抵消效应，可拉动2016年GDP增长约0.137个百分点。

■观点

社保费率高或与财政无法过多补助有关

中国保险学会常务理事、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原院长郝演苏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社保总费率偏高，与目前我国财政负担偏大，无法过多补助社保有关。

如何加大降低社保缴费？限制性因素多可能性不大

郝演苏认为，目前国际上一些国家的福利性社会保障体系，是基于财政的大量投入。

对于企业和个人负担最大的养老保险缴费，此前人社部已陆续允许一些地区降低养老险费率，但降幅基本只有1%，且只针对企业缴费部分。其他各险种降低的缴费率，大多也是1%甚至更低。

郝演苏分析，从学术角度讲，如报告所言，同步降低企业和职工的社保当期缴费水平，且降幅至少要高于现在的降低幅度，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但他认为，相关主管部门考虑到加大财政补助的难度，以及当前基金承受能力限制等因素，作出加大降低社保缴费的可能性并不大。

延迟退休政策可否改变？可能性小，望企业内退解决

此前人社部曾公布过专家关于延迟退休的一系列解读，相关专家介绍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延迟退休的人口因素、年龄因素，以及延退是否会影响就业等方面，而延退时间问题似乎应和更多因素联系起来考虑。

对此郝演苏分析，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社保总费率却接近众多欧洲福利国家的缴费门槛，一定程度上说，这确有不妥之处，有关部门在考虑延迟退休等政策时，应该更多考虑到国内收入水平相对发达国家偏低，而社保缴费水平偏高的事实。这其中较为关键的物价涨幅和工资水平问题。在制定延迟退休政策时，这属于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郝演苏认为，政府部门改变现行病退等政策的可能性并不大。企业可以考虑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一旦延迟退休政策施行，可以更多人性化地允许患病等职工进行内退。据《京华时报》

9月1日起可缴明年居民医保

近日，北京市人社局发布了“关于做好2017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透露这次的参保缴费期限为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

据了解，符合参保条件的城镇居民，采取银行代扣缴费方式的，应在参保期限的每月20日前按上述标准存入足够金额；采取现金缴费方式的，应按照街道（乡镇）社会保障事务所、各类学校与托幼机构规定的时间一次性足额缴纳医疗保险费。

凡符合个人免缴费条件且继续参保的各类人员，持民政等有关部门核发的相关证件或确认的书面说明到参保单位办理新年度财政补助资格验审手续；对于无行为能力或行动能力的，则由民政部门或监护人代为办理新年度财政补助资格验审手续。

调降“五险一金”勿简单技术归并

对于企业来说，“五险一金”是种刚性的福利支出，在企业经营负担中占比较重；同理，对于个人来说，“五险一金”的缴存，最终影响着自己的收入总数。客观来说，调降“五险一金”并无认识上的障碍，社会共识已然形成，并进行了技术上的路径探索，比如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的费率，社保费率也进行了2%的下调，根据“十三五”规划建议，生育保险将与基本医疗保险合并，中国社保体系也将从“五险一金”变为“四险一金”。地方层面也作出了一些探索，不过从总量上看，这些下调涉及的总规模都很小，属于细枝末节的修补，与动大手术的外界预期，还有很大的差距。

要让公众真正具有获得感，调降“五险一金”就必须有实质性的动作，其中尤以降低社保缴费最为重要。其在“五险一金”占比最高，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其涉及的利益因素太多，既有历史隔代更替的因素，也有账户亏空的隐患，更有路径依赖的原因，于是便形成了“账户亏空压力”与“降低缴费需求”之间的矛盾。若是没有其他资金渠道作为替代来解决刚性的资金来源需求，也就难以触及问题的实质。

“五险一金”拉高了人工成本，也让企业负担始终得不到降低。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而调结构转方式难度也不小的情况下，调降“五险一金”就具有减负松绑、激活源头的作用。也正是基于此，中央多次强调要调降“五险一金”，并将阶段性降低“五险一金”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在涉及最复杂的社保缴费调降上，决策层其实也有路径式的思考与探索，即在推广商业保险和增大扩面的基础上，拓宽资金筹集渠道、渐进式延迟退休、投资运营等增强基金收支平衡能力的措施，为降低费率创造了条件。

在解决了“调不调”的认识问题之后，“怎么调”就成为最亟待解决的课题。从这一点来说，调降“五险一金”既是个技术活，又不完全是个技术活，更多涉及改革的决心、勇气与智慧，并辅以相应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尤为关键的是，调降“五险一金”是一项综合性的改革，远非调低缴费率和控制总额那么简单，而是要在有长效的替代渠道后，才能在加减的综合运算中，使之更多向企业减负、个人增收的目标上靠拢。

比如能否将国有企业的利润刚性划入，还比如延迟退休政策的落地，养老保险制的并轨，以及基础养老金要不要全国统筹等，都应有一个明朗的改革预期。用全局性、系统性的改革为调降“五险一金”创造条件，让“抓铁有痕”的改革目标实现，同样为检验改革能力与智慧的巨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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