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珏:社会资本与老龄健康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运用同济大学社会学系2014年实施的《上海市社区综合调研》数据，对影响上海市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社会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与老年人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具体而言：社区医疗设施的便利程度、社会支持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他人联系的联系程度以及社会支持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感。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从社会资本角度探讨老年人健康问题成为医学社会学、公共卫生学等领域的新趋势。长期以来，社会学研究已经发现社会网络、社会支持与健康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但直到最近，社会资本与健康的显著关系才得到许多研究者的证明。众多研究显示，社会资本（信任、互惠和网络）对长寿、婴儿死亡率、心血管疾病、心理健康和主观健康感等等诸多方面[1]具有重要影响，即使控制收入变量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2] 研究同时发现，丰富的社会资本对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维持其良好的健康状况具有重要作用。[3]

当前，中国社会正快速步入老龄化，而上海已正式进入老龄社会。据《上海统计年鉴（2013）》，截止2012年底，上海共有60岁以上的上海户籍老年人口367.32万人，其中60-64岁122.05万人，65-79岁178.24万人，80岁以上67.03万人；而同期上海户籍人口总数为1426.93万人——上海户籍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占了总数的25.7%，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17.2%，超过联合国“老龄社会”标准三个百分点[4]。如何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这种影响很多时候可以通过老年人在社区中拥有的社会资本反映出来——使其在自己长期居住的社区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何为健康？在传统意义上，健康主要指生理功能的健全和生理机能的正常发展，而现代意义上的健康概念则蕴含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946年发布的宪章中，将健康定义为“一种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完全的安宁状态”[5]，这一主张已成为衡量健康状态的一般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生理、心理和社会多角度、综合性地探讨健康的形成机制，寻找增进或改善健康的有效途径。

总体而言，大部分的老年人处于相对弱势的健康状态。概括起来讲，老年人生理健康状况呈现出明显的“一降三多”现象，即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健康疾患增多，慢性病增多，残疾或因病致残增多。此外，老年人在生理状况发生改变的同时，心理也发生各种变化，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失落感、孤独感、衰老感、对疾病的担忧、对死亡的恐惧、对儿女的期望，对应激事件的反应和处理改变以及主观健康状况差等现象。[6]除了以上这些生理和心理因素外，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居住环境等社会环境因素、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主观健康感。鉴于以上原因，本文将通过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来揭示社会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机制，探讨如何通过改善社会环境维持和增进老年人健康水准，进而提高其生活质量。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1.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在1899年发表的《学校与社会》（The Schooland匀漀挀椀攀琀礀）中，首次使用了社会资本一词。此后，哈尼凡（Hanifan，L.J.）、雅各布斯（Jane Jacobs）和托克维尔（Tocqueville,A.）等人先后使用了这一术语。哈尼凡认为，区域社会的自治性发展必须具备善意、同伴意识和相互交流。[7]雅各布斯从城市社会学视角，强调了现代都市邻里关系的重要性。[8]托克维尔则将19世纪公民网络所具备的强大力量及其潜在可能性归结为公民的“自发性连带”并大加称赞。[9]总之，早期的社会资本概念将良好的邻里关系视为农村与城市共同体形成的必要条件倍加关注。

20世纪后半期，“社会资本”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并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最早系统考察社会资本概念的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 P.）。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他将个人拥有的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三大类，并提出社会资本与“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10]。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amuel Coleman）则从功能主义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概念界定，将其视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科尔曼用丰富且高度抽象化的表述，阐明了这样的社会机制，即由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等“社会资本”构成的“信任”与“社会网络”，对理性行动者的协调行动起到了促进作用。[11]这一观点此后成为美国政治学家帕特南（Robert David Putnam）社会资本论的理论基础。

当前被广泛应用的社会资本理论主要由帕特南所确立。20世纪末，帕特南对意大利20个地方政府进行了长期追踪调查，并使用“公民共同体指数”对这些地区的公民共同体程度进行了测量，得出公民共同体程度的不同会对地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的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帕特南进一步给出了社会资本定义：社会资本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12]尽管帕特南深受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影响，却与从个人层面考察社会资本的科尔曼有着很大不同，他着重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制度层面，认为社会资本是集体生产的，因而应该隶属于整体，能够作为一种集体财富与资源使整体受益。

21世纪以降，社会资本理论经由旅美华人学者的推介引入中国并引起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新视角。边燕杰认为资本最根本的形式有三种：物质资本（即各种物质财富）、人力资本(包括知识、技能、创意等)和社会资本。其中社会资本的本质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所蕴含的、可转移的资源。任何人都不能单方面拥有这些资源，只有通过关系网络才能发展积累和运用这些资源[13]。郑杭生将“社会资本”看作一个十分有价值的概念，认为它将微观意义上的个人和宏观意义上的社会连结起来，为正确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有效途径。[14]王卫东认为，根据个人与资本的不同关系，可以将资本划分为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个人对社会资本不具有所有权，但却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加以运用，从而获取社会资本——其中一部分社会资本就来源于其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网络中。[15]邹宇春则认为，社会资本不属于个体，但它必须建立在个体与他者关系网络的基础上，归属于网络架构内的其他成员；邹宇春对2009年中国大城市社会网与求职调查中的广州数据进行了量化分析，认为社会资本还会影响信任的生成。[16]显然，尽管各有侧重，但中国学者大致同意信任、互惠、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要素。

不过，虽然人们普遍认为个人或团体可以通过建立相互信任与联系获得社会资本，但在如何测量社会资本问题上，至今仍未找到一致的解决方案。从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已有研究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测量层次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体层次的变量，应该从微观角度加以考察；另一类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所处的集体所产生的，应该从宏观角度研究这一群体层次的变量。[17]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被视为个人的资源与财富。林南（Lin,Nan）是从微观层次考察社会资本的代表之一。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为个体提供了可以接近并且使用的嵌入资源的必须条件[18]。从宏观层面，则强调作为一种集体财富与资源的社会资本，以帕特南为代表。他从政治参与、社会参与以及宗教参与等宏观角度分析了美国社会资本在20世纪后30年的变化趋势。[19]并且将“信任、互惠性与社会网络”作为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

2．社会资本与健康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不仅被广泛运用于社区共同体、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教育、犯罪、政治统治形态与效果等问题的研究，而且也成为医学社会学和公共卫生学研究健康的社会影响的新视角。相关研究表明，社会资本(信任、互惠和网络)对心脑血管疾病、心理健康以及主观健康感有着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会因为收入变量的加入而发生显著变化。涅米宁 （Nieminen）等人发现，信任与互惠性规范、积极的社会参与对心理健康和主观健康感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20]；范思梵(Phongsavan)等人的研究报告显示，相互信赖、区域安全、高度的社会互惠性可以降低抑郁症的发病率[21]。但也有研究显示，信任及互恵性与身心健康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22]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参加与否也未对主观健康感及抑郁症产生任何影响。[23]此外，社会资本与健康的关联度还会受国家、年龄、性别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来证明社会资本与健康的关系。

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问题也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日本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近藤克则曾撰文介绍了社会资本与日本老年健康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防止老年人功能退化的方案且加以了实施。作者选取知多半岛15225名65岁及以上老年人作为样本，通过定量研究得出：丰富的社会资本与良好的健康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更加平等的社会环境更有利于社会资本和个人健康水平的提高。此外，近藤认为，就干预方式而言“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要比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更适用于老龄化的健康方案。[24]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重视社会资本与健康的关系并展开了一系列实证研究。例如，吴丽等人2009年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对健康及幸福感与社会资本的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的健康水平和幸福感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25]王江蓉和张拓红利用北京大学2010《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对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健康的相关性进行了定量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的健康自评具有显著影响。[26]

从社会资本角度关注城市老年人健康的研究近几年来在公共卫生学领域也取得了一定进展，许多学者从社会支持、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的角度对老年人健康问题进行了研究。不过，将老年人健康的社会影响直接置于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会学研究成果比较少，较具代表性的有薛新东等人的《社会资本决定健康状况吗？——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数据》和裴晓梅等人利用2010年CGSS数据所做的《社会资本与晚年健康》定量研究报告。在此报告中作者分别从个人社会资本及结构层面社会资本两个方面与老年人健康的关系进行了逻辑斯蒂回归分析，得出亲戚数量和单位转换频度等个人层面社会资本要素对老年人健康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研究结论。[27]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进行深入且富有价值的研究仍不多见，而从社会资本角度针对上海市老年人健康问题的实证研究则更为鲜见。

3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社会资本与老年人健康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其中哪些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又对健康产生何种影响？福兰（Folland）和河内（Kawachi）曾分别从个人和社区层面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健康的影响机制。福兰指出，在个人层面，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传播有益的健康信息以及培养社会责任感这三种途径对健康产生影响。首先,社会资本有利于增进社会交往并创造相互信任的社会环境，这些因素能有效降低个人面临的压力；其次，社会资本有助于个人获取更多有关健康的知识和信息，从而提高个人健康生产的效率；再次，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有助于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而社会责任感可以明显降低危险行为的发生。[28]河内则从集体层面（他使用社区社会资本以区别于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考察了社会资本对个人心理健康的影响途径：（1）社区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促进心理健康信息的传播、培养遵从健康的心理行为规则以及对偏离心理健康的行为加以有效控制等方式，促进邻里间的心理健康行为；（2）社区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提高居民社会团体的参与热情，有效提高其接触愉快事件的机会；（3）社区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提供情感支持、提高自尊和鼓励互助等方式对个人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29]总之，社会资本通过提供社会支持、增强互信与互惠等方式，来促进健康行为、创造良好的健康环境并有效缓解心理与社会压力。

社会资本对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同样可以用来理解老年人健康的社会因素。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社会参与、信任和互惠等社会资本要素可以增进邻里间的互助精神、拓宽获取健康知识和信息渠道、增加由人际交往带来的愉悦感等方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和主观健康感（健康自评）产生重大影响。

不过，国内现存关于社会资本与老年健康相关性的研究，一方面数量较少，另一方面分析的观点比较单一，只是验证出“具有相关性”这一结论，而具体社会资本对于老年健康的作用机制并没有得到细致的论述；同时，虽然已有研究在分析中采用的控制变量都有性别、年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等基本的社会人口学信息，但是却很少涉及老年人的居住环境。实际上，居住环境对老年人社会资本的拥有量也可能有显著影响，进而影响到老年人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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