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 黄文政：人口抚养压力如何影响经济

2015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中国人口数据，其中有关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的数据如下：

一是劳动年龄人口下降：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9158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这已经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三年下降。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上一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又比上一年减少244万人。

二是老龄化率上升：60周岁及以上人口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比2013年高0.6个百分点，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

尽管在2010年人口普查获得的详尽数据之下，上述变化趋势是预料之中的，但数据所突显的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和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剧的现象，依然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以及舆论的进一步忧虑。这种年龄结构变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长期低生育率，导致孩子以及进入工作年龄的年轻人的比重减少，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二是老年人口寿命延长，使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人均寿命属于中等水平，而老龄化程度则靠前，并且在快速上升。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老龄化更严重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低生育率导致孩子和年轻人比例太低。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是15.5%，在未来数十年内将会直线上升至40%左右，老龄化之痛只是刚刚开始。而且，如果生育率无法提升，老龄化并不会在严重恶化后就趋于好转，而是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而更可能进一步加剧。

我们将用四篇文章来阐述人口数量、结构与经济的关系，本文是这个系列的第一篇，主要讨论抚养压力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由于人在不同年龄的消费需求和工作能力不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经济循环的重要外部因素。这种因素的影响可以粗略地从抚养压力变化来分析。假设2015年全面放开但不鼓励生育，那么，如图1所示，抚养压力自1980年起可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抚养压力下降阶段，（2）抚养压力上升阶段，（3）抚养压力稳定阶段。国家统计局的“劳动年龄人口”是指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的人口，而图1的“劳动年龄人口”是指20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的人口，但这种差别不会对文章的结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图1抚养压力变化的三个阶段

（1）1980-2012年：抚养压力下降阶段。在这个阶段，生育率下降带来孩子比例的减少，多于老年人比例的上升，而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则上升。这样，会形成一个孩子和老人在总人口的比例都比较低的局面，总人口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即劳动年龄人口多，老人与孩子少。经济产出中有更大比例，可以用于基本抚养以外的消费及生产积累，因而有利于经济发展，这就是经济学界所说的“人口红利”。

由1980至2012年世界各国的年龄别人口和GDP数据可以估算出，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的关系。根据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和生育率变化数据可估算出，在1980年后没有生育限制的情况下，中国1980-2012年间32年的抚养比变化轨迹。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生育限制政策从1980年到2012年，对人均GDP年均增长的贡献最高不到0.4个百分点。相当于32年来最多只让人均GDP高了13.6%（即1.004^32-1），即最多快了两年，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1/15。因为计算过程中每步都是使用最宽松的假设，这个估算应该是其间计划生育贡献的上限。

（2）2013-2055年：抚养压力上升阶段。在这个阶段，孩子比例下降，少于老年人比例上升，总人口先缓慢增减，再急剧萎缩。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日本和德国是因为长期低生育率，而最早步入抚养压力上升阶段的两个国家。日本的抚养压力在1990年由降变升，当时如日中天的日本经济也开始陷入长期萎靡。日本人均名义GDP在1991年比美国高20%，但2013年却比美国低26%，尽管这期间日元对美元升值，和日本低于美国的人口增长率，都在推高日本的人均名义GDP。极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化，被普遍认为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经济学人，2010；Krugman,1998、2008、2013；大前研一，2010；Akram，2012）。不少人把日本的衰弱归咎于日元升值，但日本曾长期维持贸易顺差，真正影响日本国际竞争力的并非日元升值。

德国的老龄化没有日本严重，而且其劳动力市场和优势产业，是欧洲一体化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受益者，但德国在2000年后几年，也陷入经济停滞（欧洲委员会，2008），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后，德国经济在近年好于欧洲其他国家。但是，德国的工资在欧洲一直不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2）。德国在财政上的地位可能牺牲了其生活品质。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比日本要晚30年左右，但远比日本迅猛。由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低生育率带给中国的负面经济影响要晚一些。届时，随着养老负担增加，经济产出中可用于抚养之外的消费将减少。在扣除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后，消费和生产将同步缩减；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他行业都将步入相对衰微，国内投资动力将严重不足。因为老年人的消费意愿低于中年人和年轻人，消费萎缩可能快于收入萎缩，引发通货紧缩。由于整体经济规模相对萎缩，家庭累积的名义财富将泡沫化，可能表现为投资收益低下和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

随着社会规模减小，基础设施更新步伐放缓甚至停滞，已有的基础设施将面临老化，规模效应下降。由于劳动力供给受人口结构变化比消费需求的影响更直接，短期内劳动力可能趋于短缺，工作收入提高较快。尤其是需要年轻人的行业，可能出现招工难，但老年人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就业难。随着老年人占有的名义财富比例增加，年轻人啃老现象会更普遍。

同时，资源需求的增长可能放缓，但缓和作用，会被其他国家的资源需求上升所抵消。中国资源消耗占世界的份额将逐步降低，在国际资源市场上的地位将下降，也许会导致中国的平均购买价格升高。由于工资上涨压力增加，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变化的动力加强，自动化与信息化技术可能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年轻和中年人口减少，创造新产品的动力下降，旨在节省劳动的技术进步的动力变强，但资源节省型技术进步的动力变弱。随着年轻人口不断减少，整个经济将患上老年病，特征是知识更新缓慢，创新精神缺乏，创业活动减少，技术进步相对迟缓。

（3）2055年及以后：抚养压力稳定阶段。如果生育率继续维持在低位，抚养压力最终会稳定于高位。到这个阶段，各年龄层人口将成比例减少，相对比例不变，但人口规模不断萎缩。老龄化将成为常态，其痛楚只是不再加剧，但不会减轻。届时，经济系统已适应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将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的可能性更加渺茫。扣除技术进步的因素，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不断萎缩，规模效应持续弱化，最终丧失综合性的产业优势，人均收入下降，国力全面衰微。

总之，长期低生育率在前几十年会给经济带来非常有限的好处，但其后上百年要还债，后面的代价要远大于前面的好处。高生育率实际上是在积蓄能量，而低生育率则是在释放能量。生育率从高到低，积蓄的能量得到释放，推动经济发展。但长时间维持低生育率，则是在不断地低效释放能量，更是在耗费发展的后劲。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讨论的生育率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已经扣除了其他因素如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的作用。由于持续的城市化和技术进步会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即使人口老化和衰减有巨大的负面作用，中国经济整体上依然会进一步增长。因此，所谓生育率持续走低会导致经济相对萎缩是指，与正常生育率的情况比较，低生育率下的经济增长相对更慢，并不是说经济规模在绝对意义上会很快萎缩。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36463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60万亿元，亦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中国经济规模提升之迅速，令世界刮目相看。2000年内地国内生产总值为8.9万多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2005年便突破2万亿美元；2009年则超过5万亿美元。5年之后内地经济总量竟然可以翻一番，2014年能够成功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从经济规模跨入“万亿美元俱乐部”，到跃居成为“10万亿美元俱乐部”的一员，中国仅用14年时间。如果与日本相比，更可显示中国经济增长之迅速：在2010年超越日本晋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的经济规模便开始大幅领先日本，据预测，2014年日本经济规模约为4.8万亿美元，还不到中国的一半。

综合预计，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会很快超过美国，最后人均GDP会稳定在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到本世纪下半叶，由于人口规模大幅衰减，中国的经济规模很有可能又会被美国反超。如果中国能够提升生育率至更替水平，维持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人口优势，那么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即使在人均意义上也会更快，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之后会长期维持世界第一的地位，在规模效应及更有活力的状态下，达到均衡状态时，中国的人均GDP会比低生育下的均衡值更高。换言之，走出低生育率陷阱会让未来的中国更富裕、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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