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养老金缺口和延长退休年龄引起广泛热议以来,“并轨”就已迫在眉睫。著名经济学家王福重揭示了中国式养老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
近日,人保部的官员和学者相继喊话要改革养老金“双轨制”,将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金合并统一。自2012年养老金缺口和延长退休年龄引起广泛热议以来,“并轨”就已迫在眉睫。现在改革再出发,能否破除阻力、实现全国统筹?
著名经济学家王福重揭示了中国式养老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
在短期,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只能维持较低的替代率,而中国人有自我养老的传统习惯,在此时是个可以利用的优点。中国是居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居民储蓄的主要意图之一就是养老,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替代率低造成的漏洞。
同时,各级财政减少一般事务性支出,每年拿出1000亿~2000亿元的补贴是完全可能的,这个支离破碎的体系只能靠财政勉力支撑,才能渡过难关。
延迟退休,提高初次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也是一个办法。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规定了男职工60岁退休,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退休的制度,当时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50多岁。
今天,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大于70岁,超过欧洲。美国、法国、德国、中国香港地区的退休年龄都在65岁左右,延迟退休是有可能的。
延迟退休减少了领取退休的人数,缩短了领取时间,增加了缴费人数和缴费金额,一增一减,效果十分明显。如果能把退休年龄提高5年,基本可以缓解中国养老保险的暂时困境。
但是,这打乱了人们一直以来的预期,人们工作的目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享受生活,或者闲暇。退休是自主安排个人生活,享受自由时光所必需。退休过晚,精力不足,享受不了闲暇生活,生活质量会下降。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年金)制值得提倡和推广。在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低、个人账户空转之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是必要的弥补渠道。基本养老替代率水平低下,正是发展企业年金的大好时期。经营情况良好的企业为职工建立年金,有利于吸引和留住人才,也是合适的激励手段。
到2011年底,全国只有44900户企业建立了年金制度,参加职工1577万人,而当年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有28391万人,就是说,只有5.5%的人参加年金。
如果中国要更好地发展企业年金,扩大覆盖面,必须在税收优惠、年金信托制度、专业投资机构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为了养老的长治久安,在修修补补的同时,中国必须继续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作为政府强制性的养老保险,最大的特点就是普遍性,所有人都有义务参加,没有商量的余地。
比如美国,所有在职人员都必须缴纳社会保障工薪税,不区分公务员、工人,还是农民、个体户。跟商业保险的道理一样,只有更多的人缴纳保费,才有共济性,保证整个体系的安全。如果参保率过低,发生支付危机的概率就很大。
养老保险,不是不考虑一个人原有的工资和待遇,正常情况下,原来的工资高,退休后的待遇也应该高,这是全世界的惯例。这点正是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主要的顾虑。
这需要改革现在的工资制度,把部分合理的福利待遇纳入基本工资,这样他们的缴费工资提高,从而将来的养老金也会提高。
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不缴纳养老费,是一种特权,因为不缴,将来还可以领到养老金;而农民不缴,则没有养老金可领。无论如何,特权是不该存在的。
农民养老缴费,是个中国特色的问题,现在的主流意见是,东部发达地区,以个人缴费为主;中部地区,个人部分缴费,以政府补贴为主;西部地区,政府补贴为主,个人可以不缴费。这个方案,貌似有理,但是有违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
正是因为不同人群存在差异,才有实行社会化养老的可能和必要,如果大家情况一样,则强制保险的必要性就下降了。
任何保险的原理都是熨平不同人之间的差异。农民和城镇职工的情况确实不同,可以采取一套单独的体系,但是不宜再划分为不同区域或者不同人群,可以以省为单位实行统一的缴费标准。政府的补贴是必要的,因为农村养老没有积累,很多老年人已经等不及。
而且,这也算是对过去农民所做牺牲的补偿。中国农民一直在减少,未来10年,还会有1亿多农民进入城市,所以,政府的补贴是暂时的和可以承受的。
同时,农民工的养老应在全国实现无缝结转,即使他们回到农村,也要连续计算缴费年限,给他们一个稳定预期。
现在社保基金多头管理,财政部(制定财务制度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保机构管理和收费)、地方税务局(收费)、银行(资金托管)都有相应的管理职责。
呼吁征收社保税,替代现在的缴费模式的声音不断,特别是财政部门一直主张征税,认为税收形式最规范。这是有道理的,美国就是用工薪税方式筹资的。如果用税收,那就是现收现付了,不用再去考虑投资运营和收益。
如前所述,美国的养老金出现盈余也采取信托基金方式投资政府债券,但是这没有增加政府养老金的支付能力,总体影响有限。
理想的模式是,要么通过征收类似美国社保工薪税实行完全的现收现付,强调公平和共济性,要么采用完全积累制,强调效率和自我养老。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既不是现收现付,又不是积累制,许多弊端由此产生。可是,任何改革都有路径依赖,不能不考虑历史和习惯,中国采用完全的现收现付是不现实的,目前的模式仍需延用。
“多龙治水”式的管理体系,叠床架屋,机构臃肿,需要付出较高的管理费用。比如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2011年共实现净利润73亿元,但是管理人员的报酬就多达10亿元!全国社保理事会内部设有办公厅、规划研究部、机关人事部、机关服务中心等与社保基金投资运营无关的部门。
鉴于个人空账严重、替代率不断降低、养老保险体系安全性受到威胁等状况,主张地方社保基金投资股市,实现快速增值,是管理部门的强烈要求。但是,这是一种风险甚大的选择。从过去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的成绩看,不是十分理想。
更重要的是,股市没有永远的赢家,一旦发生亏损,谁来负责?所以,社保基金无论赚钱还是赔钱,都不合理。股市赚钱,只是一种零和博弈,没有增加经济中的储蓄和投资,宏观上和根本上也不会增加政府的支付能力。
凯恩斯说:“跟潜移默化的思想相比,既得利益的作用是被夸大了的。”如果夸大机关公务员统一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阻力,一味顾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则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就是一句空话。(来源:BWCHINESE中文网)
王福重,著名经济学家,著有《公平中国:开启未来十年新奇迹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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