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政策建议

正如我在之前刊发的文章中讲到，中国存在许多社会问题，今后仍需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当今，中国经济正面临巨大转型期。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提及，中国目前正面临三大压力：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房地产价格下滑加剧地方财政困境。为应对这些压力，中国政府公开表示中国经济要转向保持中速增长，并用经济发展“新常态”一词来表现。

然而，在世界发达国家以往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像现在的中国所追求的发展模式，即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是否有成功转型的例子呢？笔者分析了几个国家和地区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在以前的发达国家中成功案例极少。

例如发达国家德国，东西德统一前后的1989—1991年是经济高速发展期，经济增长率达到5%—6%。但1992年骤降至1%，其后一直保持1%—2%的低增长率。日本在1989—1990年经济增长率为5%—6%，但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1991年，增长率降至3%，其后进入个位数的低增长期。

在发展中国家巴西，1984—1986年期间经济增长率达到6%—8%的高速增长，但1987年降为3%后连续3—4年持续零增长。而1994—1996年经历了4%—5%的增长后，巴西又呈现了和之前同样的趋势。韩国在1986—1988年经济增长率曾超过10%，1989年曾一度低至6%，其后两年虽然恢复到了9%，但之后又逐渐降低，1997年已低至5%。泰国在2003—2007年一直持续5%—7%的高增长率，但2008年跌至2%以后，加上国内政治动荡，经济增长率一再暴涨暴跌。

略微实现了类似中国“新常态”目标的是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4%的中速稳定增长。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两位数增长，到了90年代前半期逐渐转变成保持在6%左右的中速稳定增长。

上面只不过是分析了实际GDP增长率这一个宏观数值。参照过去各个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一旦从高速增长期转为下降，就很难保持中速增长率，许多国家和地区其后的经济增长率呈现出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美国之所以能够实现中速稳定增长，是因为其拥有控制货币及协调同盟发达国家的能力，而台湾地区恰好处于中国大陆的经济高速发展期，全面受其恩惠从而保持了经济中速稳定增长。但如果没有这些优越条件，从过去发达国家的先例来看，实现“新常态”是非常困难的。

最近，中国经济增长率从两位数降低至7%。中国今后必须要保持这个增长率，但在保持经济中速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结构转型，这在以前发达国家中几乎没有先例，非常困难。

但笔者认为，当今中国有实现这个目标的可能性。原因在于，中国能够通过政府主导在短期内有力实现社会政策转变。社会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后，经济和产业结构转变也会随之推进。在本期和下期中，笔者将提出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六个社会政策”建议。

笔者认为有效的社会政策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对中等收入人群实行优厚的社会制度，政府与企业的会计信息准确化、透明化，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转变对外投资战略，制定详细的产业政策。

第一，对中等收入人群实行优厚的社会制度。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发展结构，从依靠政府或海外投资转变为以中国消费者为主体，即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以前也提到过，要提高中国的整体消费水平需要缩小社会的收入差距。但从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来看，短时间内消除社会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首先应该实行促进中等收入人群作为消费拉动力的政策。中国现在的中等收入人群已经变得较为富裕，但他们的消费行为依旧受到压抑较为保守。美国的中等收入人群即使借钱也要消费，这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不消费的原因在于他们对房贷、子女教育费及老后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安。

尤其是对自己年老后的社会保障非常担心，中国国民的高储蓄率也正反映了这一点。因此，中国政府必须彻底实施能够消除中等收入人群对将来担忧的社会政策。例如，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土地使用权是70年，如果能够发布可保证再延长土地使用权等长期政策，会给国民带来较大的安全感。

同时，中国正面临少子老龄化加剧，国民担心积攒的退休金将来能否返还。在日本，未来退休金的政策动向也让国民感到不安。但是，日本政府把将来退休金是多少、今后会预计追加怎样的调整政策等信息，详细试算之后向国民公开。为了让国民容易制定将来的计划，中国也应该公开现阶段的试算结果。这样一来，中等收入人群就可以制定自己未来的计划，并将现在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这样就会成为扩大内需的契机。

第二，政府与企业的会计信息准确化、透明化。为何会计信息必须要准确化呢？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通过严肃纪律限制政府官员的费用支出，防止贪污腐败。例如，招待晚餐中的高价酒水和菜品不得用政府费用报销等。这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的确，政府的餐饮费用支出减少了，但会不会其他的费用支出增加了呢？

笔者经常对中国整体的会计处理方式持有疑问。笔者周围经常能发现发票用于报销其他项目费用的情况。笔者以前担任某公司总经理时，进行正常的法律咨询后支付费用，结果让人非常惊讶的是，从律师事务所收到的发票竟然是餐费。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张发票在财务负责人那里没有任何疑问就报销了。在日本这是完全无法想像的事情。用餐费发票报销律师费用，这在企业内部的财务部门百分之百是要被拒绝的。

由此看出，中国的会计处理方法中，许多费用开支项目没有反映出其正确的使用流向。因此比如，在国家统计里虽然有餐饮业消费增加的数据，但实际上是否真的是餐饮消费增加了，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许多数据都是从其他费用开支项目里挪用的。即使是制定了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统计数据本身也不能反映出正确的消费情况。所以，政府的政策可能也就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要促进消费支出、刺激消费行为振兴服务业，首先必须实行政府和企业的会计处理正常化。准确了解消费的实际情况，才能确定国民的哪些消费增加了。例如，健康相关支出增加、教育玩具畅销等，这样才能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

清华大学·野村综合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理事、副主任。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工学部卫生工程系硕士毕业，进入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工作，在环境系统研究部、技术战略研究部等部门任职，1999年任野村综研经营信息咨询部部长；2002年，在上海创立野村综研(上海)咨询有限公司，任董事、总经理；2005年，回日本担任野村综研咨询项目统筹管理部部长；2007年7月开始担任现职。研究方向：中国战略、产业政策、环境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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