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调查：做公益从富人回归平民

慈善微革命

中国慈善发生了什么

受“郭美美”等系列丑闻冲击，中国慈善于2011年触底，在全民大讨论大反思之后的2012年，未能上升，全国捐赠总额依然下降，2013年，仍在底部徘徊。两年多来，中国慈善公益在谷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注意到，萧淡的捐款总额之下，中国慈善公益之变正在发生：伴随全民共识的达成，平民公益崛起，人们从抱怨转向行动，从宏大叙事转向小叙事，社会组织渐次发育，这是一场慈善微革命

  2006年4月，《瞭望东方周刊》刊发报道，预言“慈善的春天到了！”本刊编辑部注意到，与慈善事业息息相关的各种大小“气候”发生了可喜的量变，尤其是基金会勃兴以及慈善职业化趋势凸显。

那是迈入“人均收入1000美元”门槛不久的时代，整个中国社会，洋溢着高速发展后的兴奋。当时，被广为引用的数据是：中国约有1000位亿万富翁、300万位百万富翁。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数以千万计的群体尚未根本解决温饱，困难群体则约有1.4亿~1.8亿人。

怎样面对财富？怎样弥合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鸿沟？在市场经济的物质追求浪潮中如何得到幸福感？

这是社会的集体切问，也是本刊编辑部持续关注的命题之一。

2004年，本刊开始推出中国慈善的深度调查报道，这一年，正是中国慈善事业的转折点。《基金会管理条例》区分了公募基金会(面向公众募捐)和非公募基金会(不得向公众募捐)，这意味着政策对民间力量的正视，自此，中国基金会进入了迅猛发展时期。2005年，“支持发展慈善事业”第一次写进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到底是一个春天，还是一个冬天？

本刊编辑部没有预料到的是，到了2011年，“郭美美”“天价餐费”等慈善界丑闻迭出，将慈善瞬间拉入谷底。中国红十字会捐赠收入，从2010年的30.12亿元急速跳水，降到2011年的5.58亿元。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统计，2011年社会捐赠总额约845亿元，下降18.1%。

本刊编辑部也没有预料的是，到了2012年，中国慈善在见底之后未能上升。社会捐赠总量降到700多亿元。

福布斯2012中国慈善榜捐赠总额为47.9亿元，同比上年下降41%，100人的入围门槛也由1400万元降低至1000万元。到了2013年，该榜单未见起色，捐赠总额为46.5亿元，入围门槛继续降低，至420万元。

民政部救灾司原司长王振耀也与本刊一样没料到这种情况的出现。

多次接受本刊采访的他在2012年3月说：“2011年，中国慈善事业经历了一场系统深入的现代理念洗礼。”因为，普通大众通过网络广泛参与到辩论之中。

离开民政部进入慈善界的王振耀畅想，在经历这场构建共识的全民大讨论之后，中国慈善将迎来一个高峰，“中国将出现2万个基金会，常年捐款超过1000亿向3000亿走，基金会资产超1000亿元，这都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空想。”

现在看来，王振耀畅想的这些数字仍在“虚无缥缈”范畴。截至2013年9月11日，中国基金会总数为3361家。

这到底是一个春天，还是一个冬天？显然，慈善转型同样存在众多复杂性、停滞性和不确定性。

或许正如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我们也生活在一个遭受着无比困扰的时代。”

最大的问题是：2011年至今，徘徊在谷底的中国慈善公益，两年多来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谷底？

在谷底：从边缘走到核心

现在看来，2011年后，郭美美、天价餐费、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等传播最广的丑闻本身，并不是要害。要害在于丑闻之后的全民讨论、共识建立。

现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的王振耀注意到了其中的关键：“一二十天内，就从对郭美美这个小姑娘的质疑转到对一个公益组织的公共行为的质疑，质疑公益机构的透明度和制度建设。”

“有段时间郭美美发现没人关注她了，自己跑到派出所报案，”王振耀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中国社会大众的这种成熟，并不是偶然的。

在郭美美事件爆发前的2010年末，全国共有公募基金会1076家，非公募基金会1096家，非公募基金会首次在总数上超越了公募基金会，成为民间资源的主要筹集平台。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在发展上有不同的逻辑，公募的主要是政府官办，而非公募的是民办。

更重要的是，也就在这一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国际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进入了国际公认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

经济基础的构建，需要相应的社会转型予以呼应。中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这便是郭美美迅速进入话题中心又迅速被冷淡的原因。

王振耀认为，这次全民讨论，使得中国取得了三个进步：第一，慈善领域内的现代公共道德标准基本确立，公德和私德分开，做慈善的不再必须是圣人。郭美美炫富没什么，但不要和红十字会连接起来，这成了常识。第二，社会运用网络来进行公益事业的公共参与、自我教育，这静悄悄的进步，建立了慈善无形的社会平台。第三，慈善的开放格局已经形成，以前大家对境外组织有担心，但现在大家在静悄悄想到，福特、盖茨基金会在干什么，他们怎么避免矛盾，这是民族心理全面开放的标志。

大讨论之后，慈善领域的社会共识确立了：向现代慈善(组织化、职业化、金融化、平民化)转型、必须透明、政府管理要改进。

这些共识，在两年后的今天，虽仍未充分展示其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慈善从边缘走入了核心，进入了社会议程主流之列。

从2013年回望2011这个节点年份，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健刚写下了这样一段深情的话：

“2011年的中国公益，是阴雨连绵的一年，一切的肮脏和丑陋都逐渐毫无掩饰地暴露出来；但这也是阳光灿烂的一年，社会各阶层的良知似乎都不能忍受了，他们自己行动起来，来积累阳光的一面。年末佛山‘小悦悦事件’，折射的正是最丑陋但也是最有希望的一面。在18个人漠视之后，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陈贤妹救起了小悦悦，触动各阶层的人。她做了普通人所能做的普通事，将人们的良知拉回正常。其后媒体报道的很多感人的救人事件说明，人们的良知正在被唤醒，这种唤醒的过程虽然难以测量，但它预示着，在普遍焦虑的过程中，人们正越来越关注这个共有的国家，而文化正在人们的公益行动中悄然变革。”

社会总捐款数字在降低，但变革已经起步。

钱变少了，但钱的来源、管理和流向，开始出现转变。

低谷中的心灵叩问

在2012年，慈善界发现，质疑风暴并未过去，而社会捐赠总数下降的速度，也加剧了。根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不完全统计，2012年，中国慈善公益的社会捐赠总量约为700亿元，比2011年度的845亿元下降约17%。

事情正在起变化。变化发生在捐款数字之外的地方。

接受本刊采访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3》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对2012年进行了这样的总结：

“2012年是各种社会力量交织汇集，推动中国慈善社会化变革发端的一年。慈善公益界最显著的特征，是社会救助与社会问责网络微公益向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微公益转化。”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则认为，要理解2012年的中国慈善公益及社会化变革，需要寻找另一个维度，即处于现代化进程中每个人所追寻的物质与精神冲突。 

“2012年，中国人的心灵叩问进入高潮期。”何道峰说，这些叩问包括：挣钱越多就越幸福吗？生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世界有这么多的不公平？我们每个人能为这个社会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实现做些什么？

此时此刻，2012年的宏观环境已然不同，中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而城市化水平也首次超过50%。社会心理必然要与之呼应。

会不会“轰轰烈烈、原地踏步”？

在慈善公益领域，政府作出了大幅度改进。

当总结郭美美事件之后的史无前例大讨论时，王振耀曾提出这样的遗憾：“我们还缺乏管理现代慈善的结构，而行政管理层面缺乏协调功能，谁说了都算，谁说了也都不算。”“容易形成轰轰烈烈、原地踏步的传统格局。”

事后的事实说明，整个党政系统，对慈善危机迅速作出了反应。比如，因为“千分一”称号问题，坤叔助学团体与东莞当地的登记机关僵持不下，时任省委书记汪洋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转变观念，努力成为社会公益和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的助推者，而不是障碍。随后，“东莞市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注册成功。东莞市民政局局长杨东如表态：“我们要降低等级门槛，对一些不涉及政治问题的名称，能批的就批，批了以后，考虑如何加强管理，采取有力措施，满腔热情地培育、发展社会组织。”

2011年以来，广东、上海、北京、山东、云南、郑州、深圳等地政府，持续推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新政。

2013年3月，国务院发布决定：慈善公益等四类社会组织无须业务主管单位，在民政部门直接登记。

2012年，广州、上海先后正式实施募捐条例，为中国公募权放开与加强监管开了先河。北京市政府提出公务人员逐步退出公益慈善组织，形成平等竞争的社会公益主体。深圳市政府取消市民政局与市慈善会的行政隶属关系，实行政社分离。

2012年7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表示，不再指定接收捐赠的救灾慈善组织。以汶川地震救灾为例，760亿元捐款近50%捐给政府，30%捐给红会和慈善会系统，只有20%通过市场化的社会公益组织，致使在救灾款使用过程中76%又流回政府，成为二次税收和政府用款，使公益精神和功能因之流失。李立国部长表示，这种垄断局面有望得到改变。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在推动社会公益组织发育，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宁波、太原等地已建立了20多个社会组织孵化器，以帮助初创的社会组织解决登记、办公、培训等问题。

慈善新“气候”带来了什么

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行政逻辑，抑或是大众共识，都在2011年以来发生了显著改变。由此，慈善公益形成了新“气候”。

它会结出什么果子呢？

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师曾志说，2012年的特点是“微公益”遍地开花，“随着公众的反思及微公益的兴起，以此为契机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公益是慈善的更进一步，而“微公益”则将慈善、公益从富人、权力机构手中，通过互联网聚少成多的功能，转变为平民慈善、人人公益。

根据新浪“微公益”官方微博视频宣传资料数据，2012年，“微公益”已经与300个公益组织合作，1000个项目得到网友支持，6000余人获救助，募款总额达到670万元。此外，其他主要门户网站还各自有自己的微公益平台。

在这个领域，我们注意到了“钢子”(见本期《神秘捐者“钢子”轨迹》)。

这位始终没有公开姓名的网友，在2013年突然出现，在新浪“微公益”平台中占据遥遥领先的捐款第一名位置，他是第一个在微公益上捐款100万元的人。“微公益”网站上显示，在这个平台上，截至9月12日，“钢子”迄今已经捐助过263个项目，累计捐款420万元，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传播和分享，带来2万人捐款，共募款896万元，他分享了435次微薄，影响86万人开始关注公益。2013年9月，他对思源工程的1亿元捐赠，展现了他的实力。

“钢子”并不是圣人，他承认自己有可笑可叹的过去，也不避讳对车、对各种奢侈品的追捧，他的捐赠行为争议不少，但他的捐款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映照了徘徊谷底的中国慈善正在发生变化：

他呼吁网友每天捐1块钱，回归了平民慈善；他组织“钢丝善行团”巡回寻找救助项目，具备了新生、自发社会公益组织的形态；他宣誓不纳捐，不过手网友的钱，而将呼吁来的捐款直接给各个慈善组织的项目，呼应了慈善职业化、专业化发展的趋势。

中国慈善需要的不是神，而是普罗大众的点滴参与。至少在目前看来，神秘捐赠者“钢子”的出现，恰逢其时。

从宏大叙事转向小叙事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评选的2012年社会微公益十大事件，五彩纷呈：儿童大病医保、北京7.21爱心车队、帮“廖丹夫妇”渡难关、“与父母合个影”、救助“西单奶奶”、用爱撑起百岁老人鞋垫摊、京城接力救助小传旺、抗癌漫画家熊顿感动网友、救助“白血病女孩鲁若晴”、带着外公去旅行。

这十大微公益事件显示了慈善与公益的紧密相连，在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到对良善的追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与父母合个影”和“带外公去旅行”，这本来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亲情，最后演化成一场公益行动。

在师曾志看来，十大微公益事件呈现出的是关注人本身的生命和生存，人们的关注点从政治和经济转向社会，尤其是人的日常生活，“由远及近”关注身边的人、事及生存环境等，重返个体生命的富生态家园。

确然，公益的核心内容，由过去的宏大叙事越来越转变为日常生活的小叙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关注的是政治和经济等宏大议题，但在这些领域内，人文关怀话语有所缺失，人们常常陷入一种批判的悲观循环中，最终造成人的无力感。

如今，局面开始出现转变。

微公益也呈现出年轻化、少对抗、多行动的特征。2012年9月，三峡大学学生刘艳峰申请公开陕西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工资。南京邮电大学学生段国超申请公开广州城管番禺分局原政委蔡彬2011年的工资总和。这种方式少了尖锐的对抗，同时也是具体的行动。

“人们对公共利益的关注，从站在国家角度进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尖锐批判，到站在个人角度从个人的私人情感、利益出发的公益行动，从被动到主动。”师曾志说。

社会氛围变了，从更多的抱怨和批判转向更多的自我行为的改变，从“围观改变中国”到“行动改变中国”。慈善甚至时尚起来，敏感的企业营销人员也注意到，介入慈善，公益项目最易获取民心，比如，在央视“寻找最美乡村医生”活动中，人们会注意到白酒企业洋河的宣传身影。

这是慈善公益领域的社会转型，复杂、多元、日新月异，它是中国社会整体转型进步的注脚之一。

在这个背景下，微公益事件往往很快转变为线下公益组织，比如，北京7.21爱心车队灾后成立“双闪志愿者”公益组织。在与思源工程基金会达成1亿元合作之后，“钢子”所倡建的“钢丝善行团”正在开展全国万里行活动，以寻找合适的救助项目。

这些公益色彩的组织将走向何方，堪为中国慈善、公益转型的注脚与标本。

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49.2万个社会组织，比2011年增长6.5%，是自2009年以来社会组织总量增长最快的一年。其中基金会2961个，比2011年增长13.3%；民办非企业单位22.1万个，比2011年增长8.3%。此外，在城市街道社区备案的群众性社会组织达20多万个，在上述社会组织总量中还没有计入各地尚未登记的草根型社会组织。

公益回归了平民。这在本刊预言“慈善的春天到来”的2006年，是不可想象的，那个时候，我们对慈善的视野还局限于富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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