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迹象显示,事业单位、公务员和企业职工养老机制改革有可能会联动改革,打破过去那种割裂式改革的次序,“企业先改、事业单位再改、公务员最后”。
养老金改革可能是中国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在我们看来,它其实是由两类问题构成的,一类基础性问题,一类是技术细节问题,很多人被后一类问题吸引,认为养老金改革是一个技术管理问题。比如养老金的逐步统筹问题(目前是省级统筹)、国有资产如何技术性填补账户空转问题、社保基金由各级政府垄断掌管导致代理人风险问题(比如上海社保案)等等。但实际上,养老金改革最艰险的部分是基础问题部分:企业、事业单位和公务员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
现在突出的问题是,企业养老跟事业单位、公务员系统差距越来越大。以养老金替代率(退休后养老金待遇与在职员工平均收入的比值)比较,企业的替代率大约在50%附近,事业单位则在90%,而公务员则接近100%。不仅替代率有鸿沟,养老金的绝对数额,企业也远远低于公务员系统。2005年,企业单位人均离退休费为8803 元,事业单位和机关分别是16425元和18410元。也就是说,全国大约4000万吃“皇粮”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不仅养老金数额高、替代率也高,它直接带来的反应是财政压力巨大。当然,它也会产生人力资本市场上的扭曲,百万计的年轻人高喊着“到体制内去”,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
从人力资本的类别属性来看,这是费解的。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本,有点类似于债券品种,对应的是“稳定但利息微弱”,机关事业单位职员厌恶职业风险、认真严谨、收入较社会平均水平相比应为中等,养老金主要按照待遇确定型模式,替代率应当高,甚至要高于100%以上(比在职员工都高),退休金就会较为丰厚,但一旦发现其在职有渎职如贪污行为,那么退休金会被取消或者惩罚性削减。同时,应有较长的任职期间,不能存在那种只要干了十年机关事业职员就享受无差别的退休金待遇。
企业人力资本有点类似于股票,他们随行就市,迎接繁荣与破产的风险挑战,接受经济周期带来的报酬升降变化,它们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当他们退休的时候,从激励后来者的角度,他们在社保中的养老替代率的确不应过高(通用汽车破产就是退休人员工资超过在职员工的悲剧),应比公务员系统低得多,但他们在职时期的额外风险回报(股权套现、奖金、分红)应当有部分进入个人式的养老强制储蓄机制,比如年金或者个人的商业保险计划(基金积累型)。
但悲剧的是,在中国“吃皇粮”的占了太多的好处,公务人员宣传吸引治理社会的人才、高薪养廉,实际上不将权力运作透明化,不减少灰色收入和公职消费。这恰恰违背了基本的人力资本类别属性,公务员的权力透明、稳定且中等的收入,恰好形成一种行政权力对通胀高度警惕的“鹰派”态度,晚年丰厚的养老金正是对勤勉一生的回报。
如何纠正人力资本属性上的偏差?无非是让步和妥协。例如大幅度对企业减税是有力举措之一。我们会发现,改变财政供养压力的最好办法,不是增大税收来填平赤字,而是反向操作削减税收,让后续的政府赤字膨胀无法发生。减税对企业是利好,也可以引导企业将盈利变成员工的年金,从而降低企业和机构事业之间的养老金绝对数额差距。由于减税遏制了政府赤字膨胀,政府无法大规模招募人员,相反机构收缩裁减人员。减税也会带来拉弗曲线式的税基扩大,将非膨胀型的赤字慢慢“抹平”。
【出处: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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