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延迟退休年龄不是为了弥补养老金缺口

对话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郑功成

本报编辑苗苗

【新闻背景】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在答复人民网网友提问时表示，推迟退休年龄是必然趋势。这一表态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退休年龄很快就要调整了吗?此举是为补养老金缺口吗?会增加就业难度吗?

对此，社会保障领域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接受了本报专访。

【核心观点】

观点一

延迟退休年龄，是基于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和养老负担代际公平的需要。

如果理解为是为了弥补养老金缺口，恐怕是本末倒置的。

养老金面临的主要是保值增值压力而非支付压力。

观点二

劳动适龄人口越过顶峰、人员退休未置换等量岗位的现状，消减了延迟退休对就业的影响。

即便如此，仍应充分考虑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的冲击。

我们建议，采取小步渐进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将其对就业的影响降至最低。

观点三

延迟退休年龄，需要认真研究、审慎决策，尽可能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并且，要与劳动力的供求变化、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以及相关就业政策、收入分配改革协同推进。

一问 是补养老金缺口吗

编辑：为什么会有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建议?

郑功成：我认为，延迟退休年龄的出发点，应当是基于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和养老负担代际公平的需要。

一方面，现行退休年龄是60年前设定的，当时人均预期寿命不足50岁，而“十二五”末将达到75岁，2050年将达到85岁。在人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的同时，人均受教育年限也在持续延长。目前国民人均受教育9年以上，预计到2050年达到17年左右，新增劳动力中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不逐渐延长退休年龄，工作周期在人的一生中便会持续缩短，将造成日益巨大的人力资源投资浪费。

另一方面，尽管养老负担在代际之间自然传递具有合理性，但在人口老龄化加速行进、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弱化和少子高龄化现象并存的条件下，如果维持现在的退休年龄，我们负担上一代人10多年，而到本世纪中叶，工作的一代人需负担退休的一代人20多年。更为重要的是，到2020年时60岁以上人口将达2.55亿人、到本世纪中叶60岁以上人口将达4.87亿人，结果必定是代际之间的负担越来越不公和根本不可持续。

因此，我们有责任抱着对子孙负责的精神来考虑退休年龄的调整，越早越主动、越平缓、越公平，越晚越被动、越波动、越不公平。

编辑：有人指出，延迟退休是为了缓解养老金的巨大压力。果然如此吗?

郑功成：这样的提法，恐怕是本末倒置的。如果人均预期寿命与受教育年限不延长，劳动力供求未发生新的变化，即使养老金入不敷出，也不应当延迟退休年龄;反之，即使是养老金有结余也应当延迟退休年龄。

况且，我国当前并不存在养老金收不抵支，现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2万亿元，还在持续增长，面临的压力主要是保值增值压力而非支付压力。上海等地的入不敷出是这一制度处于地区分割背景下的局部现象，不代表其上升到全国统筹后的情形。

政府对养老金适度补贴，不仅是国际惯例，更是老年人参与国家发展成果分享的体现，它伴随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必然有所增长，这是正常现象。

据我们测算，只要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上升到全国统筹，只要按照法律要求全面覆盖，至少在未来30年左右都不会出现收不抵支。30年以后，也有作为养老战略储备基金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弥补。

因此，延迟退休的必然性，是基于人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和老年负担代际公平的需要，而不是现在养老金有支付压力。

让各种赞同的、反对的意见都充分发表出来，有利于在维护公平、兼顾特殊的条件下，使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更为合理可行。当然，这种讨论特别需要理性。

二问 会加大就业难度吗

编辑：反对者认为，延迟领取养老金，会增加就业难度。对此您怎么看呢?

郑功成：我们也做过相应调查，反对意见主要有：年轻人担心增加就业压力;临近退休者担心自身利益受损;部分重体力劳动者身体不能承受;部分人因缺乏稳定安全预期而不安焦虑。

这些群体的担忧与反对完全可以理解，在现实情形下有其合理诉求在内，国家确实需要有切实的针对性措施加以化解。否则，如果退休年龄延迟损害了某群体或部分人的利益，就不能算成功。

一般而言，若其他影响因素不变，延迟退休年龄当然会影响就业。但我们不应忽略其他影响因素的变化：

一是我国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已经越过顶峰并开始逐渐减少。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持续加快，新增就业岗位的潜力正被释放，近年来新增就业岗位达到1200多万就是证据。假如10年、20年后将出现劳动力短缺，现在考虑延迟退休年龄恰恰也是应对未来就业的需要。

二是现实中大多数退休人员并未休养，而是大规模再就业。这表明，就劳动力供求总量而言，现有退休政策并未带来同等数量就业岗位的置换。不过，即便如此，仍应充分考虑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的冲击。

我们建议，采取小步渐进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以将其对就业的影响减轻到最小程度。反之，如果现阶段不延迟退休年龄，届时采取大步调整的政策将会对就业产生显著影响。

调查中也发现，一些地方养老金较退休前工资相当甚至还高，这种利益分配格局显然不正常。因此，尽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劳动者在岗时获得更高收入才是解决之道。

编辑：有网友称，延迟领取意味着多缴好几年养老金。会否增加个人负担?

郑功成：养老保险制度是基于上一代人与下一代或几代人群体性老年风险的分摊，而不是完全按照个体所费与所得来算账。因为总有长寿者需要更多养老金，而谁也不知道自己寿命到底多长。

这一制度的科学性就在于，将个体不确定的养老风险通过稳定的制度安排来化解。如果只算自己的收支账，确实会有极少数人退休后因过早去世而少领养老金。但根据现行制度，个人缴费部分可以作为遗产继承，其自身利益并不损失，只是减少了对社会统筹基金的分享。

况且，从我国养老基金结构来看，个人缴费部分仅占基金来源的28.57%，其余来自用人单位或雇主缴纳;如果再加上政府财政补贴，个人缴费所占比重还不到整个基金的25%。而发达国家较普遍的做法是，退休年龄在65岁以上、个人与雇主缴费各50%。

从整体来看，我国职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收益应当是不低的。以后可能还会进一步调整责任分担的比例，当然前提是要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特别是一线劳动者与普通职工的报酬。

三问 具体方案明确了吗

编辑：关于延迟领取养老金的政策调整，方案明确了吗?

郑功成：据我所知，现在政策层面还没有具体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但主管部门一直非常重视这一问题，并将开展深入调研。理论学术界有许多专家学者做过专题研究，包括退休年龄的国际比较和我国退休年龄的调整。

编辑：您觉得退休年龄的调整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呢?

郑功成：我2007年主持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这一重大课题研究时，曾组织过多位专家学者一起研讨退休年龄的调整问题。根据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人口老龄化进程、劳动力供求变化以及社会公正(如男女同龄退休)要求，我们设定的目标是：到2050年左右实现男女65岁同龄退休。这相当于发达国家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现在已有多个国家将退休年龄延至67岁以上，而2050年时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是85岁左右。

我们主张采取的推进方式是“小步渐进、女先男后、兼顾特殊”。具体而言：一是“小步渐进”。即每年延迟2—6个月，用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逐渐延长，以避免以往一些公共政策出台导致急变而产生不良后果，实现公平、平稳过渡。二是“女先男后”。即女性先开始，男性稍后，以逐渐缩小男女退休年龄相差10岁的差距，到2050年左右达到65岁同龄退休。三是“兼顾特殊”。即对特殊群体可以实行弹性退休制，如高知识技能型劳动者根据其意愿可以加快延长其退休年龄，而繁重体力劳动者、损害健康的工作岗位应当允许其按时或提前退休。

对于劳动强度较大的体力劳动者，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解决。主要途径应当是通过产业升级、提升劳动工具机械化程度等来减轻劳动强度，同时允许退休年龄有一定程度的弹性。对于一些人的不安与焦虑情绪，则需尽快明确相关制度安排与政策取向来安定人心。

2008年4月，我在办公室接到过一位自称59岁的职工打来的电话。他就说自己明年退休，反对65岁退休的政策。我对他说，如果政府让他65岁退休，我也反对，因为这样做太不公正了。当我告诉他我们建议2050年左右应当65岁退休，并且希望政府采取小步渐进方式而不是以往那种大起大伏的政策，以便适度减轻后一代人、后几代人的养老负担时，他一下子便理解了，变成赞同我的观点了。

还需要强调的是，延迟退休年龄确实需要认真研究、审慎决策，尽可能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并与劳动力的供求变化、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以及相关就业政策、收入分配改革协同推进。如果能做到，小步渐进地延迟退休年龄便应当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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