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放开养老金投资渠道

缺乏统筹考虑、投资体制的不可持续，这是目前养老保险制度最大的问题。

文 上海国资记者 刘昌荣

已处在改革浪尖的中国养老金管理体制问题，尤其需要我们多方面加以审视：养老金该如何多元化发展?怎样统筹解决各方面问题?除了入市，还有那些投资渠道?《上海国资》就这些热点话题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盒饭都吃不上

《上海国资》:您多次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提出过质疑，这是为什么?

郑秉文:中国是一个新兴市场，新兴市场一个重要就业结构指标就是，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与发达国家比重不一样，我们的非正规部门就业要超过50%。而非正规部门一般按照最低缴费年限去享受养老金，比如新农保，在100—500的5个缴费层次中，绝大多数农民还是在100元这档。这个缴费制度的激励性是比较差的。

所以按照这个标准去计算，我国的基本养老金缴费制度是个人缴费8%、单位缴费20%，两者相加占比参保人工资的28%。在这一前提下，参保人缴纳15年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就可领取养老金。

但如再算一笔账，假设参保人退休后一日三餐吃盒饭，以20元一份计，每天需花60元，年均则需2万多元。加上其他基本开销，每人年均需3万-4万元。若参保人退休后存活15年，则需50万-60万元。然而，以中等城市水准计算，参保人员在退休前所缴纳的养老金每年约为3000-4000元，15年缴存余额约为5万-6万元。很显然，其实际缴存不能支付实际领取。

因此，从养老金财富总值角度来看，在现行体制下，15年后退休的人，很可能连盒饭都吃不上。

《上海国资》：为什么会导致这一局面?

郑秉文:原因之一是投资体制不科学导致保险金的贬值，不可持续。不妨来看看现在的养老保险金是怎么存放的。比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资产总额为2.04万亿，放在财政专户1.71万亿元，委托运营444亿元，协议存款850亿元，债券投资298亿元，暂付款802亿元，放在支出户或其他银行存款957亿元。这其中能谈得上投资的，也只有委托运营和债券投资。委托运营444亿元是指2006年做实账户试点的省份中央财政补贴，直接就给社保基金理事会了，只有部分省份有，委托基金会做运营;而债券投资也就1%多点儿，可见绝大多数钱还是在银行里躺着，跟CPI相比就是很大的损失了。

《上海国资》:我们该如何拓宽投资渠道?

郑秉文:实际上，关于基本养老基金的投资国外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经验了。只要拿出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心理承受水平的政策，其实是非常容易做到的。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无风险无投资。你计算一下人口发展趋势和CPI，养老基金的积累发展、余额趋势，据此制订高中低三种风险的产品配置就可以了。

我们一定要跨越现在的误区，一说改革就投资股票，其实投资的渠道有很多，包括股权投资、实业投资、低碳投资、绿色投资等，应该是多元化的。

举例来说，比如当下的基础设施投资，在一定时期内，回报率还是比较高的，仍处于稳定上升的时期，这就是历史性的机遇;如果抓不住，有一天就会出现拐点，报酬率是递减的。日本就吃了这方面的亏。再比如，对林权的投资，既是低碳投资，同时也是林权交易改革的重要方面，可以抓到很有前途的投资项目，并且形成良性循环。如果有相应政策的配套，很多风险投资也会蜂拥而至。这是一个方向，同时也是一个朝阳产业投资。所以，我觉得养老金投资在国家目前发展阶段的很多领域，都是有文章可做的。

独木难支

《上海国资》:从宏观上来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郑秉文:我们曾经就养老保险体系提过十二字方针，“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其中的第三条远远没有做到位，层次多不起来，是现阶段面临的最大问题。

养老保障可分为五大支柱，分别为：零支柱，即来自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养老补贴;第一支柱，来自于企业雇主和雇员双方缴费的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来自于企业雇主和雇员双方缴费的企业年金制度;第三支柱，来自于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市场的提供;第四支柱，来自于个人的其他家庭养老资源，例如银行存款，再例如经营性资产收入(房屋出租)，还有子女馈赠和遗产等等。

现在全民仰仗的可以说只有一个支柱，就是第一支柱。对个人来讲，第一支柱在退休收入替代率的占比几乎100%，第二支柱全国人均大约1%都不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零支柱直接来自于财政，而且国家也没有建立统一的有效制度，其体现形式主要通过高龄补贴来实现，覆盖面很小。随着老龄化的临近，其他支柱没有起到应有的义务和责任，这才是养老保险体系不可持续的根本原因。

《上海国资》:这五大支柱在国外的情况如何?

郑秉文:截然不同。美国的两大支柱占比各为40%;英国的第一支柱替代率为30%，第二支柱替代率为40%，加起来是70%，只要英国人再有一些其他的财产和金融性收入，退休以后的生活水平也不会明显降低。这两个国家是最典型的数据。

让我们来看第四支柱。其中第四支柱是家庭存款金融资产的状况，美国平均每个家庭存款只有1000美元，其他主要还是金融资产为主，财产性收入看来也是不低的。

零支柱，是来自转移支付的。美国的低叫做SSI，大约有6000万—7000万人，占美国3亿人口中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中国有13亿人口，城市农村低保加起来有7000多万。零支付费缴费型支柱在中国也没有建立普遍的、系统的支付，散见在各个基层政府，占比非常小。

第三支柱是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目前中国比较落后，尽管有些团险，但没有什么税收政策鼓励，还成不了气候。据说，中央政府要在上海试点延税型商业养老保险，但愿第三支柱的建立和发展能够再快一些。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上海国资》:国家其实也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比如有不少专家呼吁增加对企业年金的税优政策，又比如上海亦将开始试点延税型商业养老保险，您怎么看这些转变?

郑秉文:你说的这些都没错，大力发展第二、第三支柱是正确的。但依靠简单的税收优惠、政策倾斜，未必能起到好的效果。

举例来说，第二支柱职业年金的个人缴费缺乏税收优惠政策发展不起来，但如果现在给一点政策倾斜，也未必能发展起来。这里就需要有个通盘考虑，在目前的制度下，第一支柱的缴费比例已经非常高了，如果第二支柱采用同一方法，就会严重挤占当期消费的份额。现在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合在一起是28%，个人缴纳8%，已经很高了。你再让他缴企业年金比方说5%，加上住房公基金12%，医疗保险等，个人缴费比例就要超过30%，并不利于提振消费信心，拉动内需。都是没有一个顶层设计，脚痛医脚可能带来的后果。没有统筹考虑、缺乏顶层设计，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上海国资》:那我们该如何进行养老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

郑秉文: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就是要统筹所有的养老保障制度。要考虑一个国家的养老政策的战略性、前瞻性、统一性，这是基本原则。所谓战略性是指社会保障只是经济社会的一个子系统，要配合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和发展战略。比如，要为增长方式转变作出贡献等，就是说要配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战略，而不能与此相悖;前瞻性是指既要考虑到中短期的各个养老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即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承受的负担问题，又要考虑到符合一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兼容与同向，符合对其经济模式和福利模式的追求;统一性是指对个人而言退休收入的多元性、稳定性和充足性等问题，既要考虑到体面的退休生活，又要考虑到劳动力市场弹性和对市场的扭曲等问题。

【出处：《上海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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